一、“天留忠骨伴將軍”

[訪談者按]外城的開篇，從與袁崇煥有關的故事說起。袁崇煥之事發生在清朝入關前夕，那時北京無論內城外城都還為大明王朝的皇帝與子民占據，滿洲宗室王公、八旗子弟尚未入城，所以這是本書中發生最早的一個故事。

袁崇煥(1584—1630)，廣西藤縣籍，東莞人。明朝萬歷己未進士，任福建邵武縣令。天啟朝升兵部職方司主事，監軍山海關外，曾堅守危在旦夕的寧遠孤城(今遼寧興城)，一戰而擊退身經百戰、戰無不勝的後金汗努爾哈赤。努爾哈赤既死，太宗皇太極繼位，袁崇煥被明廷授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禦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事務，對遼東事務，采取以和為守，以守為攻，乘機出戰，以和談為配合的方針，遭明廷指摘為“欺君”“誘敵脅和”等罪名。崇禎三年(1630年)清兵繞開山海關大路，由蒙古地經大安口入遵化，京師震動，舉城戒嚴，袁崇煥率遼軍入援，崇禎帝中皇太極所施反間計，以袁崇煥通敵罪將其下獄，於京城西市淩遲處死。崇禎這一自毀長城的昏庸之舉，終於導致了明朝滅亡、清軍入關、崇禎皇帝本人也自縊煤山的歷史悲劇。

據《明史·袁崇煥傳》：“(崇禎)三年八月遂磔崇煥於市。兄弟妻子流三千裏，籍其家。崇煥無子，家亦無余貲，天下冤之。”(卷二五九)事實上，當時北京市民並未認為袁是冤屈的：“明年四月，詔磔西市，時百姓怨恨，爭啖其肉。皮骨已盡，心肺之間叫聲不絕，半日而止。所謂活剮者也。”(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五)袁之慘狀與北京市民因不知情而表現出的仇恨與殘忍，如今讀來，仍令人心悸。

袁崇煥的冤案曾引得無數英雄感嘆唏噓。我國近代最出名的文論家梁啟超將他稱為“明季第一重要人物”，他說廣東地處嶺表，在中國歷史上鮮有如此“足以當一國之人物”。注4梁啟超是清末民初之人，袁崇煥及其與之相關的故事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因“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政治需要而再次應運而生，而且迄至如今，仍是研究的熱門，所以，它又是本書中綿延最久的一個故事。

在圍繞袁崇煥發生的諸多故事中，近年流傳最廣的一個，是袁崇煥被害之後，曾有一位姓佘的謀士將他的屍骨(或曰頭顱，詳見下面的考證)偷偷埋葬於北京城南的廣渠門內，佘家從此便世世為袁大將軍守墳，歷明至清，再歷民國至解放，再經歷“文革”等各種劫難，待終於傳到佘幼芝女士這裏時，已然是第十七代。

這當然是一個非常感人的故事，近年來也確實感動了無數人。通過電視等新聞媒體的報道，佘女士和佘家為袁大將軍守墓的故事在北京城幾乎家喻戶曉，僅我從網上搜索的條目已達幾千條——盡管我為佘女士做第一次訪談時這個故事還沒有像後來那樣廣為流傳。但與此同時，各種質疑、反對的聲浪也開始出現並且越來越高，很多人提出，為袁大將軍守墓十七代，這究竟是一件確鑿的真事，還是僅僅是一個傳奇？佘家後人並不僅僅佘女士一位，其他人為什麽無聲無息？更有甚者，對佘女士究竟是否真的是佘家的後代，也提出了懷疑。

我為佘女士做過第一次訪談之後，陷入其中已是身不由己，何況這件事已經觸及口述史學科的“軟肋”，即口述究竟有多少真實性的問題。我的看法是，正因為任何史料也不可能絕對真實，“校勘”才會成為史家的看家本領，成為史學訓練必不可少的基本功。而口述史作為史學的一個分支，這套功夫也應該同樣適用。

我采用的方法無非還是那幾個，一個是用文獻來與口述互相參證。王國維早就提出過“二重證據法”，講的是考古發掘資料與文獻的互證，口述與文獻不也同樣是二重證據麽。再者，是取旁證，即尋找其他與此事相關者，聽取他們的敘述和看法。還有一個，就是對被訪者做深度訪談，並把幾次訪談的說法進行前後對比。這三種，我都試了。出於種種考慮，我無法公開所有的訪談記錄，所以這組口述主要由兩部分組成，其中第一部分，是我對佘女士的第一次訪談，以及對與此事相關的張先生所做訪談的記錄；第二部分是我將所做的訪談與文獻互校之後撰寫的、對有關史事的幾點考證，屬於我的考據癖發作，因其枯燥無味，盡可翻過去不看。我強調的是，這組訪談的重點，既不在於對袁崇煥的評價，也不在於對佘家守墓一事的褒貶，而在於我探究“守墓十七代”故事的一個過程，也是我通過這一探究，對口述史研究方法做的一種探討。坦率地說，這種探究比起這個故事本身，更能引發我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