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外城也稱南城，是相對於內城而言的。清軍入關，將京城漢人悉數驅趕到外城，外城從此成為漢人亦即相對於旗人的“民人”聚居之所。內城在北，外城居南，彼此被一重城墻阻隔。有清一代，八旗官兵固然不得隨意遷往外城，外城民人想要在內城長久安居也同樣困難，這種格局一直延續到清亡，甚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仍沒有徹底打破。我訪問的諸多人士中，漢人後來居住於內城者有之，但旗人無論宗室平民，卻少見居住於外城者，20世紀50年代之後當然除外。

京城舊時有“內九外七皇城四”之說。皇城四系指皇城四門，內九系指內城九門，其中前三門即宣武門、正陽門與崇文門，是內城九門中南面的三個門，是內外城之間往來的通道。至於外七，就是指南城的七門了，這七個門是：

　　南面：左安門、永定門、右安門

　　東面：廣渠門、東便門

　　西面：廣安門、西便門

如果說在內城那由九門及城墻圈起來的，是旗人的一個天地，那麽外城這七個門及其城墻圍起的這個城，卻像是個可以對四面八方開放的地方，唯獨對於旗人，它才是個禁區。

外城是五方輻輳之所，集中了從全國四面八方遷移而來的商人、小手工業者和從事五行八作的百姓；外城還是各地官僚、士子會聚的中心，是自辛亥革命以來各種暗流湧動的革命思潮的策源地。外城還有林立的戲台、酒樓、飯店和妓院，是京城最熱鬧的娛樂場所……如果不去深究，那麽內城的文化確實顯得封閉而單一，不似外城開放而豐富；內城作為大兵營所特有的清冷肅殺氣氛，確實不似集聚了大小商號與手工作坊的外城繁華紅火；內城的死氣沉沉與外城的生氣勃勃判然有別。外城人口的流動性，與駐守內城的八旗人丁的相對穩定，也構成了鮮明對比，內城的“舊”映襯著外城的“新”，難怪有學者認為，從功能上看，從社會空間聯系上看，外城似乎比內城更像一個城市。注2以致很多北京史的研究者，都被外城的五光十色所吸引，甚至將它當作北京的精華、代表和中心，前些年宣傳甚熾的“宣南文化”便是一例。受其影響，凡寫老北京的作品，便總是津津樂道於前門外的繁華、宣武門外的會館，還有天橋的把式。之所以有這樣的理解，雖然不符合歷史事實，卻也是事出有因。

外城自明以來，即有東西之分，以前門為界，東指崇文門外，西指宣武門外。清人震鈞作《天咫偶聞》，便立“外城東”“外城西”兩卷，稱：“外城士夫多居城西，商賈皆居城東”注3。二者間有著明顯差別，不可一概而論。

北京城從明清以來幾百年，都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並不存在哪裏才是精華、才是代表的問題。入清以來，內城的宮廷文化與旗人文化，與外城的漢、回等族群的文化相輔相成、相映成趣，共同構成了這個城市的多元化特征。辛亥革命以後，南城流動的人口在不斷地影響、沖擊著內城人口的穩定，二者間的界限也在日益模糊，直到近年，宣武區與西城區以及崇文區與東城區的合並，導致了北京城幾百年形成的內外城格局的最後消失。這個過程，也是本書關注的內容之一。

與在內城所做的訪談一樣，我所做的口述的主旨，仍然是同一個，即這裏生活著的是什麽樣的人，他們處於哪種空間環境之下、哪種社會群體之中，有著什麽樣的生活狀態，以及他們怎麽記憶這個城市和他們祖先的歷史，又怎樣看待自己的生活。

清代北京內城的主要居民是皇室王公、八旗官兵及其家屬，身份相對單一。而南城迥異，雖然人口未必多於內城，但南城的人員成分十分復雜，有富商巨賈，也有販夫走卒；有北方流民，也有南方士子。這使我無法將我在外城所做的訪談，像在內城那樣按照社會群體予以分類，那些形形色色的人，本來就很難被分別歸入某個圈子。何況百年以來，他們還很少有人有能力和時間來編織自己的社會網絡，很多人甚至還未能尋找到自己歸屬的社會群體。這是外城流動人口多、遷徙頻繁的結果，也是它仍然處於邊緣而非中心位置的體現。

所以，本書的這些訪談，就都是以個人而不是以群體的順序排列的。

1954年的崇文門

1954年的宣武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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