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漢初的學術與政治（第4/5頁）

武帝又聽王臧、趙綰的話，把申公用“安車蒲輪”招請了來，準備做一番制禮作樂的大事業，和舉行一些當時儒者所鼓吹的盛大的宗教儀式。

儒家的張皇生事已夠使竇老太太生氣的了。更兼田蚡等，把竇氏宗室中無行的人，除了貴族的名籍，又勒令住在長安的列侯各歸本國——住在長安的列侯大部分是外戚，且娶公主，不是竇老太太的女婿，便是她的孫婿，都向她訴怨。建元二年，趙綰又請武帝此後不要向竇氏後奏事。她忍無可忍，便找尋了趙綰、王臧的一些過失，迫得武帝把他們下獄，結果他們自殺。同時竇嬰、田蚡也被免職，申公也被送回老家去了。但過了四年，竇老太太壽終內寢，田蚡起為丞相。儒家終底擡頭而且從此穩坐了我國思想史中正統的寶座。

儒家之成為正統也是事有必至的。要鞏固大帝國的統治權非統一思想不可，董仲舒已說得非常透徹。但拿什麽做統一的標準呢？先秦的顯學不外儒墨道法。墨家太質樸，太刻苦了，和當時以養尊處優為天賦權利的統治階級根本不協。法家原是秦自孝公以來國策的基礎，秦始皇更把他的方術推行到“毫發無遺憾”。正唯如此，秦朝曇花般的壽命和秦民刻骨的怨苦，使法家此後永負惡名。賈誼在《過秦論》裏，以“繁刑嚴誅，吏治刻深”為秦的一大罪狀。這充分地代表了漢初的輿論。墨、法既然都沒有被擡舉的可能，剩下的只有儒、道了。道家雖曾煊赫一時，但那只是大騷亂後的反動。它在大眾（尤其是從下層社會起來的統治階級）的意識裏是沒有基礎的，儒家卻有之。大部分傳統信仰，像尊天敬鬼的宗教和孝弟忠節的道德，雖經春秋戰國的變局，並沒有根本動搖，仍為大眾的良心所倚托。道家對於這些信仰，非要推翻，便存輕視；但儒家對之，非積極擁護，便消極包容。和大眾的意識相冰炭的思想系統是斷難久據要津的。況且道家放任無為的政策，對於大帝國組織的鞏固是無益而有損的。這種政策經文帝一朝的實驗，流弊已不可掩。無論如何，在外族窺邊，豪強亂法，而國力既充，百廢待舉的局面之下，“清靜無為”的教訓自然失卻號召力。代道家而興的自非儒家莫屬。

第三節儒家思想在武帝朝的影響

武帝雖然推崇儒家，卻不是一個儒家的忠實信徒。他所最得力的人物，不是矩範一代的真儒董仲舒（仲舒應舉後，即出為江都相，終身不在朝廷），也不是“曲學阿世”的偽儒公孫弘（雖然弘位至丞相）；而是“以峻文決理著”；“以鷹隼擊殺顯”的酷吏義縱、王溫舒……之徒，是商人出身的搜括能手桑弘羊、孔僅等。在廟謨國計的大節上，他受儒家的影響甚小，儒家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他卻傾全國的力量去開邊，他對匈奴的積極政策，董仲舒是曾婉諫過的。儒家說，“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他的朝廷卻“言利事析秋毫”。他的均輸、平準和鹽鐵政策正是董仲舒所謂：“與民爭利業”，違反“天理”的。

不過除了形式上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外，武帝也著實做了幾件使當時儒者喝采的事。

（一）是“受命”改制的實現，鄒衍的“五德終始”說自戰國末年以來已成了普遍的信仰，在漢初，這一派思想已完全給儒家吸收了過來，成了儒家的產業。秦朝倒了，新興的漢朝應當屬於什麽德呢？當初高帝入關，見秦有青、黃、赤、白帝四個神祗的祠，卻沒有黑帝，便以黑帝自居。在五行中說黑是和水相配的，高帝遂以為漢朝繼承了秦的水德，正朔服色等和“德”有關的制度，一仍舊貫。這倒是百忙中省事的辦法。賈誼卻以為漢革秦命，應當屬於克水的土德，提議改正朔，易服色，並於禮樂，政制，官名有一番興革，親自草具方案。在當時的儒者看來，這種改革是新朝接受天命的表示，不可缺的大典。賈誼把草具的方案奏上文帝，但在道家“無為”主義的勢力之下，未得施行。這方案的內容現在只知道“色尚黃，數用五”，這兩點都給武帝采用了。為著“改正朔”武帝又征集民間治歷者凡十八派，二十余人，互相考較，終於采用渾天家（渾天家是想象天渾圓如雞子，地是雞子中黃，天空半覆地上，半繞地下的。）落下閎等的測算，制定“太初歷”。這歷法的內容，詳在漢書律歷志。這裏單表它的兩個要點。以前沿用的秦歷以一年的長度為日，現在以一年的長度日，較精密得多。秦歷“建亥”，現在改用“建寅”。這句話得加解釋，古人以冬至所在月為子，次月為醜，余類推；建寅就是以寅月（冬至後第二個月）為歲首，余類推。相傳夏歷建寅，殷歷建醜，胡歷建子。孔子主張“行夏之時”。太初歷建寅（後來直至民國前相沿不改）就是實行孔子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