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漢初的學術與政治（第3/5頁）

當時的儒者，本著儒家思想，對於驕奢的商賈自然主張制裁的。賈誼便是一例。他說，商賈剝蝕農民的結果，“饑寒切於民之肌膚。……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其）一也”。這裏泄露一個重要的消息，當時得勢的黃老派學者無形中竟成了商賈階級的辯護士（司馬遷推崇道家，而亦主張對商人放任。故曰：“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與之爭。”可為旁證）。這卻不是因為他們拜金，或受了商人的津貼。道家要一切聽任自然，富賈大商的興起，並非由於任何預定的計劃，也可以說是一種自然的現象，道家自然不主張幹涉了。他們從沒有夢想到人類可以控制自然而得到幸福。“清靜無為”之教結果成了大腹賈的護身符！這誠非以少私寡欲為教的老聃所能夢想得到。但事實確是如此滑稽。

但到了黃老學說成為大腹賈的護身符時，黃老的勢力就快到末日了。

第二節儒家的正統地位之確立

儒家在漢朝成立之初，本已開始嶄露頭角。高帝的“從龍之彥”，固然多數像他自己一般是市井的無賴，但其中也頗有些知識分子。單講儒者就有曾著《新語》十一篇，時常強聒給高帝講說《詩》《書》的陸賈；有曾為秦博士，率領弟子百余人降漢的叔孫通；而高帝的少弟劉交（被封為楚王），乃是荀卿的再傳弟子，《詩》學的名家。高帝即位後，叔孫通奉命和他的弟子，並招魯國儒生三十多人，共同制作朝儀。先時，群臣都不懂什麽君臣的禮節，他們在殿上會飲，往往爭論功勞；醉了，就大叫起來，拔劍砍柱。朝儀既定，適值新年，長樂宮也正落成，群臣都到那邊朝賀。天剛亮，他們按著等級，一班班的被謁者引進殿門，那是朝廷中早已排列了車騎，陳設了兵器，升了旗幟。殿上傳一聲“趨！”殿下的郎中們數百人就夾侍在階陛的兩旁；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都向東站立，文官丞相以下都向西站立。於是皇帝坐了輦車出房，百官傳呼警衛；從諸侯王以下，直到六百石的吏員依了次序奉賀，他們沒一個不肅敬震恐的。到行禮完畢，又在殿上置酒，他們都低著頭飲酒，沒有一個敢喧嘩失禮的。斟酒到第九次，謁者高唱“罷酒”，他們都肅靜地退出。高帝嘆道：“我到今天才知道皇帝的尊貴呢！”於是拜叔孫通為太常（掌宗廟禮儀，諸博士即在其屬下，故亦名太常博士），賜金五百斤。他的助手各有酬庸，不在話下。高帝本來輕蔑儒者，初起兵時，有人戴了儒冠來見，總要把解下來，撒一泡尿在裏邊。但經過這回教訓，他對於儒者不能不另眼相看了。後來他行經魯國境，竟以太牢祀孔子。

高帝死後，儒家在朝中一點勢力的萌芽，雖然給道家壓倒，但在文景兩朝，儒家做博士的也頗不少；儒家典籍置博士可考者有《詩》、《春秋》、《論語》、《孟子》、《爾雅》等。而諸侯王中如楚元王交，河間獻王德皆提倡儒術，和朝廷之尊崇黃老，相映成趣。元王好《詩》，令諸子皆讀《詩》；並拜舊同學申公等三位名儒為中大丈。獻王興修禮樂，征集儒籍，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言行謹守儒規。山東的儒者多跟隨著他。

武帝為太子時的少傅就是申公的弟子王臧，武帝受儒家的薰陶是有素的。他初即位時，輔政的丞相竇嬰（竇太皇太後的侄子）和太尉田蚡（武帝的母舅），皆好儒術；他們推薦了王臧為郎中令——掌宿宮殿門戶的近臣，又推薦了王臧的同學趙綰為禦史大夫。在這班儒家信徒的慫恿之下，武帝於即位的次年（建元元年）詔丞相、禦史大夫、列侯、諸侯王相等薦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來朝廷應試。這次征舉的意思無疑地是要網羅儒家的人才。廣川大儒董仲舒在這次廷試中上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在策尾，他總結道：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同時丞相衛綰也奏道：

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

這奏給武帝批準了。衛綰不敢指斥黃老，因為竇太皇太後的勢力仍在，但仲舒所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則把黃老也包括在內了。當文景時代，太常博士有七十多人，治《五經》及“諸子百家”的均有。經董、衛的建議，武帝後來把不是治儒家《五經》的博士，一概罷黜了，這是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