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風雅殤

在臨退休前，因分管的下屬單位發生違法犯罪窩案，多名領導幹部和專家，涉及利用公職權力和信譽，偷盜、制假、販賣字畫文物被法辦，作為分管領導，省文化廳副廳長的他，受到黨紀的嚴厲處分：省紀委給予其留黨察看一年、行政降為副處級的處分，省委組織部及時取消了其已經公示的巡視員（正廳級）待遇。考慮到他在美術界有一定的聲望，又臨近退休，他的處分沒有做社會公示。但系統內還是傳開了，這件事其實成了“公開的秘密”，許多人為他扼腕嘆息，不願看到學仕雙全、堪稱人生完美的他，在最後一程，卻因下屬犯事而受到如此嚴厲問責，留下偌大的缺憾。也有的人認為，現在的紀律是不是太嚴苛了，一人做事一人當，下屬犯罪，領導要受連累，多少有些替人受過，有點冤屈吧。還有人堅決支持這樣的嚴苛，甚至認為對他的處分輕了，這至少有兩點過硬的理由：1.文化犯罪活動持續時間長，非突發性，不可能不露蛛絲馬跡，如果沒有他的失察、縱容，很難實施到這種程度；2.這些下屬大都是他提名任命的，個別專家還是他親自考察引進的，很難說他與這些人之間沒有利益瓜葛，他摻和其中的可能性都是有的，應該抓起來才對；3.文化是文化人的一種人心工程，文化產業是政府的一種信譽產業，在其領導下，文化和文化產業在一個地區某種程度上傷害了人心，背棄了誠信，對社會造成的“潛破壞”不可低估。

見面時，我把這幾點傳聞理由對他說了。他沉吟了片刻，說，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如果我真的參與了他們的犯罪行為，省紀委和司法部門也不會放過我。現在法紀的嚴明，人人皆知，不要說我一個副廳長，副部長副省長副國級幹部都抓了，國家憑什麽放過我這麽一個芝麻官啊！

我追問，那麽，對傳聞的第一條、第三條“理由”，你怎麽看？

他說，我是有責任的。省紀委不會縱容我，但的確也沒有冤枉我。省紀委的同志要求我把這些事的來龍去脈，對您說說，我答應了。聽說您寫作時會做一些技術處理，以免讀者直接把我們對號入座，真的很感謝您的良苦。所以，我會詳細說說，文化界這些年還是蠻亂的，是普遍亂，也不光是我們這裏，全國許多地區包括北京、上海、廣東、四川、江蘇這些藝術大區，我們這裏發生的事，他們那邊或多或少都有，有的還更嚴重。比如，南京的夫子廟、清涼山，北京的琉璃廠等等，這些地方，造假貨、賣假貨已經成了“光明正大”的產業。當然，別的地方嚴重，不能說明我們這裏不嚴重。我是做了深刻的檢討和反思的。

我的教訓，或許有點警示意義。文化界不應該是黨紀國法的特區，我敞開心扉，也算是盡一個文化人應有的一點良知和良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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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在省文化廳下屬的文物公司當經理，相當於處級幹部吧。那時候好多行業，尤其是文化口，政企、事企不分，文物公司領導算是真正的領導。這個當然是有弊端的，但是你也不能說一點好處沒有。文物成為商品，可以流通，但文物畢竟是一種特殊商品，說到底流通的是文化，是民族的記憶，那麽做這一行，信用就特別重要。政府直接做，至少信用上有保障，老百姓信任，從業者也有一份敬畏，不敢亂來。再說，為了公家的事，何必亂來？可以說，那時候，我們站在文化官員的身份上，從事這個行當，沒有想過動歪腦筋謀私利。但可以用來流通、交易的文物，畢竟有限，又不敢放開經營，比如當二道販子，從社會上征收文物，再加價賣出去，這裏面風險比較大，靠編制內有限的專家力量，做不起來。所以文物公司做不大。等2000年初來考察、提拔我當副廳長時，我覺得很慚愧，自己業績一般，卻被提拔，總歸有些心虛。但當時的老廳長有他過人的心胸和智慧。他說，這個行業不能通過數字看業績，要看對行業嚴肅性和信用度的維護程度，看這種維護對文物保護和健康交易的可持續意義。這話被後來的人，甚至被我私下嘲笑過。現在想想，非常正確，非常有遠見，是一種基於社會良心的金玉良言。

當上副廳長後，我仍然管這一塊。當然，因我是書畫家，所以還兼著省畫院的院長。時代不同了，文化產業的概念，在那個時候被大張旗鼓地提了出來。2003年前後，中央開了文化體制改革與文化產業發展會議，出台了放開、搞活文化體制，引導文化產業發展的一系列政策。省委分管文化意識形態的副書記，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管文化教育事業的副省長，先後到我們廳裏調研，希望我們能夠跟上步伐，把這次發展機會抓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