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爾·蓋曼談特裏·普拉切特

嗯。

時間是1985年2月，地點是倫敦的一家中餐館，事件是某位作家的頭一次媒體采訪。作家的經紀人沒想到會有人想采訪他(他剛出版了一本幽默奇幻小說，名叫《碟形世界：零魔法巫師》)，但很高興地跟一位年輕記者定下了這次午餐訪談。這位也曾當過記者的作家戴了頂帽子，那是個小小的黑皮帽，並非那種作家常戴的帽子。那時還不是。年輕記者也戴了頂帽子，是個有點發灰的玩意兒，像影帝亨弗萊·鮑嘉在電影中戴的那種。只不過記者戴起來可一點不像亨弗萊·鮑嘉，反有種戴了大人帽子的小孩之嫌。記者正慢慢意識到，自己無論如何都成不了適合戴帽子的人。這倒不是因為帽子讓他發癢，或總在尷尬時刻被吹掉。這單純是因為他老把帽子忘在飯館裏，甚至早已習慣一大早跑去敲飯館的門，問他們是否撿到一頂帽子。在並不太久的將來，記者幹脆決定把帽子扔在腦後，買件黑皮夾克穿穿。

於是他們一起吃了午餐，那則訪談刊登在《太空之旅》雜志，還附帶一張作家在“禁忌星球”書店中流連的照片。不過最重要的是，他們能令對方發笑，也欣賞對方的想法。

這位作家是特裏·普拉切特，那位記者是我。我最後一次把帽子落在飯店已是二十年前的事。而特裏發現自己適合戴作家帽，又頗具作家天賦，也有十五年之久。

我們如今並不經常碰面。這主要是分居不同大陸的關系。而我們前往對方大陸時，也只能把時間花在給別人簽書上。我們上次一起吃飯，還是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某場簽售會後，去的一家壽司鋪子。那是個任食餐廳，廚子會把壽司放在小船上，讓它漂到你面前。過了一陣，壽司師傅顯然覺得我們任食得有點過分，幹脆不再往小船上放壽司，捏了個類似鮁魚斜塔的東西遞過來，宣布自己要下班回家了。

什麽都沒有改變。除了那一切的一切。

這是我在1985年對特裏的印象：

他懂得很多。他擁有那種求知欲很強的人被長期的提問、聆聽和閱讀所豐富的頭腦。他懂通俗文學，對這行了解頗深。他還懂很多通俗文學以外的東西，足以成為有趣的人。

他聰明得令人膽寒。

他過得很開心。特裏是個異類。他是那種喜歡寫作的作家。不是喜歡發表作品，或是成為作家，而是單純地喜歡坐在那兒往屏幕上敲字。我們剛認識那會兒，他還在西南發電局當新聞官。他每晚寫四百個詞，每晚。這是他在不丟工作的前提下還能寫書的唯一方法。一年後的某個夜晚，他完成了一本小說，但還剩了一百個詞的額度。於是他往打字機上裝了張紙，開始寫下一本小說的頭一百個詞。

(他退休成為全職作家那天，給我打了個電話，興高采烈地說：“我剛退休半小時，就已經恨死那些家夥了。”)

還有件事在1985年顯而易見：特裏當時是個科幻作家。這跟他的思維方式相符：那種把東西拆散，然後換種方式重新裝好，看看它是否合適的沖動。這正是“碟形世界”的驅動力：不是“如果……”，不是“假若……”，甚至不是“假如這樣下去……”。那是微妙得多，也危險得多的“果真是這樣的話……那意味著什麽？它該如何運轉？”。

在尼科爾斯和克魯特編撰的《科幻小說百科全書》中，有一幅古代木刻畫。描繪的是一個人把頭探到世界的背面，穿過群星，注視著一台由無數齒輪和引擎組成的、驅動宇宙的大機器。這正像特裏·普拉切特書中人物的行為模式。他們不斷學習，拓寬自己的頭腦。不過這裏的“他們”，有時是一群老鼠，有時則是幾個小姑娘。

就這樣，我們發現彼此有著類似的幽默感，也有類似的文化指涉。我們都讀某些鮮為人知的書，喜歡給對方介紹詭異的維多利亞時代參考資料。

在我們初遇的幾年後，也就是1988年，特裏和我合著了一本小說。一開始，那只是對裏奇馬爾·康普頓的威廉系列童書的戲仿。我們管那套書的主人公叫敵基督威廉。但它很快就超出了既定範疇，變成完全不同的東西。我們給它起了個名字叫“好兆頭”。這是一本關於世界末日和人類都會如何去死的幽默小說。跟特裏合作，讓我覺得自己是個中世紀行會的工匠，在給某位大師幫工。他構建小說的方式就如同大師修築大教堂。這其中的藝術成分毋庸置疑，但那源自對工藝的追求。其中更多的是創造有用之物的樂趣。這些書的用處，是讓人閱讀、使人歡笑，甚或觸動一點點思考。

(我們是這樣合作的。我在深夜寫作。特裏習慣早上工作。到了下午，我們會打很久電話，給對方讀剛寫好的最棒的段落，聊聊接下來的故事發展。不過主要目的，還是讓對方發笑。我們還會郵寄軟盤，因為那是在電郵出現之前。有天晚上，我們嘗試以300/75波特的速率，用調制解調器將文本從英國的一頭發到另一頭的電腦裏。即使那時真有電郵，也沒人跟我們提過。我們還真搞成了，不過平郵軟盤更快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