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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慶走後，我失去一個平時沒事兒也可以打打電話說說閑話的朋友，因此愈顯孤單，於是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陳小露身上，我說過，我曾以為她會是我的救命稻草，讓我看到新的生活，或者和我一起去建立新的生活，雖然那種生活是副什麽模樣我到現在也無從想象，但當時我卻抱著一種幻想似的熱望，我以為我們可以各自掙脫出身邊的一切，我以為我們可以改變點什麽，即使沒有變好也不要緊，變壞也無所謂，至少，我認為一切都是可以改變的。

於是，我用三天時間寫完手頭的提綱，然後打電話給陳小露，告訴她，我的工作暫告一段落，打電話前，我甚至準備一篇長篇大論，用來討論我們的將來，可惜，陳小露告訴我，她很忙，最近兩天有一門課程結業考試，說等考完了再說，於是我只好耐心等待。

我認為，世上最叫人不堪忍受的東西便是等待——等待叫人不思茶飯，望眼欲穿，等待叫人灰心喪氣，心神不寧，其中最折磨人的便是等待時的希望，希望，希望——但願以後再不要提起它，每當我想到希望二字都不禁為之深深搖頭，這兩個字所表達的東西實在可怕，它是一種願望，一種要求，一種叫人受盡侮辱之後仍不自覺的幻想，只要一想到它——希望，人們便能投入到更深的侮辱之中——一方面，等待喚起人的希望，另一方面，人卻得忍耐，忍耐來自希望可能破滅的預感，等待就是在這兩種自相矛盾的情感中一分一秒地度過的，而不幸的是，最常見的，人們等到的僅僅是破滅而已，而且，由於希望破滅，使得原來的悲哀更加深重。即使是希望成真，人們的喜悅也不會太久，因為激情已經在等待中消耗殆盡了。

寫到這裏，我想到了那些將死的人們，想到了那些處於疾病之中卻苦捱苦熬的人們，想到了那些向股市中投注股票的人們，想到了那些望著滿城燈火而在其中尋找自己家園的人們，想到了那些終日坐在辦公室裏，面對永無盡頭的瑣碎工作悄悄嘆氣的人們，那些分期付款購得小小安寧的人們，那些被命令、被呵斥、被侮辱、被損害的人們，我想到他們的等待及希望，那些淩雲壯志，那些以為一切可以改變的英雄夢想，還有那些微末的小小的希望，那些幼稚的天真幻想，那些漂浮在北京上空的可憐的精靈——所有這些未能插上翅膀的小鳥，它們都在哪裏難過，在哪裏哭泣呢？

在等待陳小露的三天時間內，我上街購物四次，買回大量至少一年以後才會使到的東西。

做飯六次，每次至少做出三菜一湯。

收拾屋子三次，程度甚至於把書架上的每本書都擦過一次。

吸煙八盒，喝掉紅白葡萄酒各一瓶。

睡眠四十小時。

讀小報二十份，內容紛雜。

連平時從來不看的新聞聯播也當作笑話集錦看過一兩次。

讀正經書兩本，一本安德裏亞所著《基督城》，另一本意大利人康帕內拉所著《太陽城》，

兩本書的共同點是，全是胡言亂語，不著邊際，外國人的有意思在於，他們竟有閑心把世上絕不可能出現的可怕情況羅列出來，結集成書。

看錄像兩盤，分別是特呂弗所拍的《法國中尉的女人》以及《朱爾和吉姆》，這兩個片子的女一號的區別是，前者只想讓一個男人操，後者只想讓兩個男人操，共同點是原因相同，當然是愛情。

聽了施納貝爾所彈的八張一套的“貝多芬鋼琴奏鳴曲全集”一遍，貝多芬在奏鳴曲裏表現的痛苦啊抗爭啊意志啊之類曾折騰了他一輩子，我不幸也被其感動，在聽的時候，腦子裏也曾轉出過離開陳小露的念頭，但音樂過去，念頭立即無影無蹤。

瓦爾特指揮紐約愛樂樂團演奏、威斯敏斯特合唱團擔任合唱的莫紮特的《安魂曲》聽了十一遍。其中的很多唱段竟叫我聽出了街頭流行歌曲的味道。

即使這樣，三天中，我也沒能改掉每隔一會兒便檢查一下電話是否掛好的惡習。

終於，我站在北京外國語學院的校門前，而對面陳小露正背著小包，手拿兩本教科書向我姍姍走來，一瞬間，我竟疑心自己是否站在位於波士頓的哈佛商學院門口，等待一個高不可攀的哈佛校花。我迎上前去，滿心歡喜，走近一看，陳小露卻顯得心事重重，頓時，一種古怪的不舒服的感覺湧上心頭，連我的腳步都放慢了。

“怎麽樣？”

“我也不知道，也不知能不能過。”陳小露沒精打彩地說。

突然之間，我居然感到兩人之間無話可說。

我陪著她走了十幾米，從上衣口袋裏拿出煙盒，抽出一支，放在嘴裏，站住，點煙，深吸一口。我一擡頭，陳小露也停住腳步，站在我旁邊，看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