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損害之限：泰蕾莎·奧爾頓（第3/7頁）

對於奧爾頓而言，無論是對於她自己的畫家身份，還是對於作品風格的構成，這都是自由的一種形式：“如果你放棄描述事物這個選項，你就可以將自己放在一個自由的位置，讓所畫之物依照自己的特征去表現自己。”而我與薩洛蒙一同談到的瑪裏昂·米爾納和她的作品《無法作畫》，同樣也可以看作關於解放所畫之物的一份聲明。在米爾納看來，如果顏色的選擇需要依照自然的要求，那無異於一種“奴役”。同樣地，奧爾頓也“反抗獨裁的壓迫”，這是一位評論者對她早期作品的評價。我再一次引用米爾納：“的確，所謂創造性，並不意味著全能的力量，但它是一種可以通過差異構成的相互作用。人人都有權與別人不同，這是不是他們表明自己身份的唯一途徑呢？”這是繪畫在民主意義上的體現，繪畫並不基於任何人的要求或踐踏（米爾納正是在納粹的世界裏作畫的）。傑曼·格裏爾（Germaine Greer）曾對奧爾頓2010年的畫展《領域》評價道，理性鮮少出現在女性風景畫家的作品裏，“權威與圍繞它激起的火花則是關於這個世界可見的主題，並最終將它分離。”奧爾頓從不避諱對在她之前的風景繪畫傳統的批判，那是一種毀滅性的統治權、一種雙刃的撥付“同時作用於會話中與現實世界”。“我把它看成一種平行。”她獻身於繪畫則是因為這樣一種激進的政治姿態：“尋找一條接近繪畫本源的全新路徑，以不那麽殘忍的方式處理它。”

再一次，就像是每一個在本書中被談論的女人，將這種創造力當成是免疫於它自身暴力而存在的部分是幼稚的。奧爾頓曾描繪一個正在描繪的客體，同時從內在與外在出發，就好像是將它剝皮開膛。對此安德魯·文頓（Andrew Renton）總結：“奧爾頓的作品，是一種脫除之後的客體處理；是一種溫柔的解體行為，最終留下了客體最基本的骨骼形式。”（雖然所謂溫柔的解體看起來有一些扭捏。）在她早期的作品裏，如果你願意——我其實並不太情願，就可以辨別出許多皮膚或是骨骼的形象，筋脈橫布，還帶著些許毛發。《抽象與記憶》裏華麗的紅，被拿來和“古老的痛苦”相比較，“一種炎症”，一種“自我病態”的表達。但這並不意味著一種占據支配地位的暴力和專橫的做派。這是一種由於自身的傷口而導致的暴力糾纏。奧爾頓的沉思，也許是，也許也不是，一種“女性的敏感”。她在1986年的個展“給玫瑰的信”（Lettersto Rose）裏，表達的是“失落的歷史與女性所承受的時代命運“［”玫瑰（rose）”在字母打亂重組後也可以拼寫出“性欲（eros）”一詞，杜尚最早玩過這個文字遊戲，他曾化名“露茜·賽娜維”（Rose Selavy）——打亂後可重組成一個句子“性欲就是生活”（eros,that'slife)］。奧爾頓並不確定她所開創的美學意義是否可以放在性別角度來討論。“它大概並不必要去表明男性或是女性立場。”男人也可以在這一領域中冒險（他們的冒險更接近於米爾納所說的“健全的男人對瘋狂的自我抑制”。但男性是需要停止對女性——“她們的屬性決定了她們永遠也無法認清自己”這樣的評價。這種認知會導致怎樣的結果？我們討論的將是由於認知盲區所導致的偏差。古典大師們“只會將人固定在某一個位置，忽視區域的特定體驗，而無法讓它們也加入進來”。一幅真正意義上的繪畫作品，可以在不提及“上帝位於他宇宙的中心”這樣的前提下被描述嗎？

因而，奧爾頓的審美取向，包含了對這種力量的反抗，這恰恰是此前的藝術從未過問的問題。這種關於存在的脆弱形式，遠勝於我們自身對它的掌握和被它恐嚇的部分。它也恰恰是我在本書中提及的有關女性的核心問題。這其中的每一位，無論是面臨怎樣的內在或外在的危險，都在期待一種信仰的救贖（選擇本身並不總是問題）。而同時，創造力對於她們來說，又是對抗這種徹底的未知與不可忽視領域的重要方式。我堅信，只有它才是一切可用的政治語言的發源，也是女權主義最好要“了解”或是談及的內容。繪畫在提供了關鍵注腳的同時，奧爾頓則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澄清。在固執而生澀的世界上，強迫自我伸開他們的胳膊，就像每一樁醜聞開始流傳時那樣，才是真正的麻煩所在。用“女性”替代“麻煩”，“頑固與任性”替代“固執”，盡管固執在這個語境下同樣可用，但我們需要強調的是一種性別上的暗指。它恰恰是自我挑起爭執的源頭。男性畫家，總在強調他們想象中的女性缺陷，這是必須被停止的行為。他們必須停止利用女性畫家，尤其是風景畫家，將她們作為自己躲避黑暗的手段。在討論早期繪畫時，斯圖爾特·摩根（Stuart Morgan）曾把它看成來自地球內部古老的化石——“最密集的材料”，它可以實現心靈與精神的二分，因為它發出的是一種自有的光芒。一些不可把握的內容只有這樣才能顯露出來。這也可看成精神分析學者眼中的過渡空間，或者是哲學家吉利安·羅斯提出的“破碎的中央”，在那裏，世界處於保有和破壞的矛盾之中。而在《慢動作》（Slow Motion）這幅作品裏，約翰·賽萊斯（John Slyce）窺探了奧爾頓自己的興趣，認為她迷戀的是所謂的“難懂的中心地帶”，“所有不同的形式聚合，成為又一種陌生的他者”。“我的真實，永遠處在兩者之間，是粗俗不堪的見無可見。”奧爾頓自己這樣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