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損害之限：泰蕾莎·奧爾頓

風景總被人看成沒有生氣的。但實際上它們的形態，是激烈鬥爭之後的結果……“出局”對於任何事物來說都是一種不利的境遇，當然也包括女人。（風景）已死，它們被認為沒有生命，它們是沉默的受害者。而我的努力，是發明一種方法——比如繪畫，來讓沉默者發聲。

——泰蕾莎對肯特（Kent）說，《對泰蕾莎·奧爾頓的采訪》，

《閃光藝術》，127,1987年4月

我在尋找一種大約的證據，來證明“人之為人”。

——泰蕾莎·奧爾頓，《身份變化下的信仰手記》，《領域》，2010年

他們無法安置自己主題下的線索。

——泰蕾莎·奧爾頓，

與尼古拉斯·詹姆斯（Nicholas James）的對話，《藝術家訪談》，2010年

2005年，泰蕾莎·奧爾頓展出了一幅畫，名為《失語》（Speech-less）。淺黃綠的光旋與洪水占據了巨大的帆布中央，勉強被涵蓋在豎直的深綠長條裏，使得畫面可以用框架來固定。畫面中央似乎有一些東西——些微的，但只是些微的、密布的顏色（綠、黃還有橙色，它們比起調色板上的原色都要有所加深）從光中顯露出來，從而自成了一個不可調和的形狀，形成了溢出與不牢靠的回收，形成了環顧四周的灼熱。與奧爾頓其他作品類似，這幅作品會讓人想起透納（Turn-er）晚期，1845年的作品《日出和海怪》（Sunrisewith Sea Monsters），或者是他稍早一點的，創作於1820年至1830年間的作品《深紅色的雲》（Crimson Clouds）。但事實上，這種相似大概只是起先吸引人眼球的混合的色團所引起。這些色團是那麽的令人心神不寧，以至於被人們取了“怪獸”這樣的綽號（其實它更接近於一條魚）；它又會讓人感受到某種莫名的暴力，在次要的位置既尋求又抗拒，呈現一種短而急促的深紅色的塗抹，刺穿一整塊蒼白的天空，留下一抹血紅。這種“暴力”在透納的作品中是很著名的，在《奴隸船》（The Slave Ship）、《狂浪與殘骸》（Rough Seawith Wreckage）、《深陷浮冰中的捕鯨船》（Whalers Entangledin Flaw Ice Endeavouringto Extricate Them-selves）等作品裏都有體現。但奧爾頓的作品是有所不同的。盡管巨大的帆布上呈現的依然是基本的“色彩暴力”，但其中多余的部分已經被摒棄，從而呈現出更加集中的形態，一種有形的主題，盡管它們可能仍然模糊不清。透納的暴力，往往基於實在的殘骸、風浪下的掙紮、光線與水汽在文明世界裏最不可能的組合（同時也是一種顛覆）。奧爾頓承認自己的罪過，但這和所有創造性的罪過一樣，只是塗損表面的一種形式。她的作品裏並沒有有形的框架或支撐。人們無法找到（有人假裝找到）可供解讀的“機理”。這裏只有純粹的動亂，以及令人混亂的狂暴。她嘗試表現的，是世界在喑啞的前提下遭受的襲擊。盡管這種方法本身就是一個麻煩，但奧爾頓和透納一樣，為人們提供了一種激進而混亂的原理：空氣是水，泥巴是光，光就是聲音。又或者聲音是本該存在但卻又莫名消失的東西。只需要盯一會兒，《失語》中的光圈就會變成一張發不出聲卻始終張大的嘴。在她藝術生涯的最初階段，奧爾頓向我們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當她自己，或者這個世界，遭受這個世界的棲居者或擁有者的嚴重損害，面臨失語之時，一個藝術家可以做些什麽呢？

如果說泰蕾莎為本書提供一幅最終的、概括性的肖像，那是因為她帶我們回到本初，回到我所有故事原始的實質，而這實質也發生在每一個正在發生在我們這個世界上的故事之中。簡單地講，她是所有現代女性畫家裏最令我感到不安的一位。她身上會有一種在我看來無從抗拒的混合——通過傳遞給每一個觀看她畫作的欣賞者的需求來表現。奧爾頓認為，為了了解這個世界究竟哪裏出了錯，我們必須深入到地球的核心中去。她徹底顛覆了地球，首先是剝開它的皮膚。“皮膚是內部的總括，是它生命的記錄。”瑪格麗特·沃爾特斯（Margaret Walters）對於她1992年的畫展“抽象與記憶”（Abstractwith Memo-ries）寫道。我發覺自己沉迷於想象她所呈現的深層內裏、摩擦聲、劃痕、深挖而得到的裂痕中的釘子、聚集起來的石頭碎片、纏繞著手指的巖石毛邊、爛泥塘（她曾把自己比作是一個忠誠的行走者，但她應當不是指我所說的這個意思）。“你越是以沉重的結構來表現自己，就越意味著你自身的復雜。"1998年她這樣表示。

盡管泰蕾莎曾把自己描述成一種轉向“將泥巴繪成光”，她的作品還是時常會給我誤導。即使主題上有光出現，那也並不能說明什麽，而只是自身的一種完全的耀眼的替代品（消去她所提出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她想做的最後一件事大概才是照亮世界。對於所謂啟蒙可能招致的罪過，她總是小心翼翼的（它可能關乎征服與君權的重負）。在2003年的作品《明暗》裏，她嘗試了關於光的經歷的描繪，並不只是關於觀看的單一可能，同時也是一種“窮盡”，一種“瓦解”的觀點表現。她曾說，“黑暗是自由的更好形式。”（這也成為本書的第二段題詞。）作為對理性主義的深刻懷疑，她曾認為“一種被拋擲的理性……事物從出現之初便被原因包圍”。以理性之名，貼標簽和分類都變得十分容易。奧爾頓對泛泛的知名並無興趣，也無意居高臨下地指導人們該怎樣做事。她想讓我們真正能看看這世界，因為好像我們自己就是黑暗的一塊。因此十分堅定，恪守自己作畫的承諾，而不像某些現代藝術家，總會驕傲地宣稱自己已經遠離了繪畫。為了了解我們身邊的世界究竟發生了什麽，奧爾頓的畫作驅使我們，必須去汙損自己的眼前所見，在眼前塗滿泥巴。唯一可以看清這地球的方式，就是去成為你想要探看的碎石的一片。我們曾遭遇過這樣的景象——一個任意而反抗所有禮節的女人，降低了所有事物的尺度。泛神論者羅莎·盧森堡大概就是一個例子。她的政治觀點傳遍了所有大陸，但她自己卻被稱作“母臭蟲”：“我無法用言語來形容我對自己無意義的滿足。”又或者是像薩洛蒙直接去描述自己家庭成員的自殺，他們就好像成了這些致死的幽靈。面對每一個時，她都需要自我保護，但她獲救的唯一方式，是認清自己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