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返鄉之約：耶爾·芭塔娜（第6/9頁）

於是《……注定不安的歐洲》正是這樣一部作品——芭塔娜正是這樣一位藝術家：有不止一個故事要講，也有不止一段的歷史要呈現給人們，使人們陷入到震驚、不安與惶惑交雜的復雜境地（這同時又是她關於“私密”的一個注解）。當你真正開始明白這一切的時候，你才開始知道自己身處何處。然而同樣也很奇怪，她實際上是帶著你去其他很多地方，有時卻是同樣的姿態，同樣的電影影像和序列呈現她基於真實世界之上的濃縮世界。在三部曲的第二部《墻與塔》中，一群精力充沛的男男女女選擇成為猶太復國主義者。他們在華沙的猶太人聚居區旁重建了基布茲（以色列集體農場），他們借鑒了波蘭人的方式來爭取土地、自由與和平。但當我們看到鏡頭裏出現的鐵絲網和望哨時，我們便會意識到這種企圖的不可實現性。這種記憶本身並不意味著一種成為碎片的企圖：從聚居區到集中營，再到基布茲；然後再從這裏到檢查點和以色列今天的高墻——它是以保衛安全為名在風景如畫的土地上留下的傷疤，更不必提及那些以色列人為了奪取土地而連根拔起的巴勒斯坦村落，他們昔日的學校、農田和家園在今天已經蕩然無存。用芭塔娜自己的話說，這部電影所關注的，是“以重復為手段不斷生成的歷史”，也是在嘗試“為思考提供一種選擇”。對於許多人而言，他們尚未意識到被迫害的猶太人與以色列政府今天的政策之間會有這樣一種隱含的許可性關聯，這樣一種精神上的軌跡可稱得上是十足的醜聞。然而芭塔娜仍未完全放棄早期猶太復國主義者的觀點。“在支持自由的角度”，猶太復國主義“是一種仍使我肅然起敬的實驗”。即使它必然包含黑暗的一面，“但那也只是意味著一場不愉快的夢向噩夢的轉變”。而然後，她的言論其實也是基於阿倫特對於早期猶太復興主義者的觀點：“我們是猶太人，是敵意和背叛的受害者，我們逃亡巴勒斯坦，就像人們想要逃往月球。”實際上芭塔娜在此引入的是歷史的無意識，而她與本書中其他女性的不同之處，也正在於她要更加直率和任性。她本身就是一個全然的存在。

以色列國歌是這部作品主要的背景音樂。這並不是芭塔娜第一次以這樣的安排來冒犯這個國家所謂的聖潔。在她最有力的作品《一份宣言》（ADeclaration,2005）中，講述了一個年輕人從雅法海岸出發劃船到仙女巖，他想用一棵橄欖樹替代插在那裏的以色列國旗。在這個層面上，矛盾沖突表現得不能再明顯：一棵被安置在以色列非法占用的巴勒斯坦土地中心的、象征著巴勒斯坦人抵抗的橄欖樹，取代了一個國家最鮮明、最具代表性的象征物國旗。但芭塔娜做得顯然要更多一些。通過她所拍攝的內容，她提供的實際上是一份更加復雜的宣言。姿態本身的遲緩與重量，對破碎的波浪與泡沫的特寫強調，與那次充滿挑釁性的替換行為一起（以色列的國旗在這樣一塊單薄的巖石上飄蕩究竟能意味著些什麽呢？），標志了殘暴的國家主義無法也無暇征服的兩件東西：來自自然與批判的腳步，以及抵抗的思想本身。我們被引領進入一種創造力的冥想時刻，恰好與遠處可以看到的特拉維夫的地平線的虛弱遙遙相對。

芭塔娜將死亡描繪成一種典範。但她也在將這種典範融入自己的作品裏。四聲道影像作品《淺浮雕Ⅱ》（Low ReliefⅡ，2004）描述了抗議者與軍方或警方之間的鬥爭，但經過處理的場景卻呈現出一種古老的“淺浮雕”[3]式雕刻風格（政治抵抗成為一種圖標，而歷史則在我們眼前，演化成遺跡本身）。而作品《夏令營》表面上是在敘述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和來自歐洲其他地區的志願者幫助下重建家園，但作品“隱藏”的一面則是以黑白影像的方式，記錄了似乎是歐洲人騎著駱駝穿越沙漠。而這一段影像則是來自1935年的電影《侍奉》（Avodah）。芭塔娜找到了一種審美形式，用來標記從烏托邦的幻想到平安回家到底有多不容易。

因此，芭塔娜並無意於讓她的作品在那些她認為急需批判的內容前體現清白無罪。正如我貫穿本書始終所討論的，女權主義者呼喚和平，她們鬥爭是為了正義，因此並不需要標榜所謂的清白。芭塔娜深知，創造這樣一種包含了女權主義的運動，顯然有再度陷入權力與權威陷阱中的危險，而它們又恰恰是女權主義最應當拒斥的。這就是為何所謂的紀念碑會在她的三部曲中處於中心位置，為什麽典禮、國家榮譽會在作品裏反復出現並貫穿始終，為什麽從謝拉科沃斯基開始，作品中便會明確可感地彌漫著大男子主義氣息。《噩夢》發生在一座已經被廢棄的體育場中，它是在1944年華沙起義後的一片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建成後便用來舉辦波蘭的各種典禮與會議。謝拉科沃斯基站在這無主的競技場上，成了他所有論證的主人（僅有的幾個聽眾並沒有什麽意義）。他無益於這段歷史，卻喚醒了人們的意識，以及相伴而行的美學可能——就像萊尼·裏芬斯塔爾的《意志的勝利》，或者是早期蘇聯電影所極力表現的。而恰恰在問及這個問題時，芭塔娜的回答是，“我從未放棄關於裏芬斯塔爾的嘗試。”在最後的影片《暗殺》中，以謝拉科沃斯基的紀念碑被豎起作為結束，表明了他從一個英雄到烈士的轉變（它原本很大，但由於選擇了自下而上的角度拍攝，使得整個雕塑的比例顯得很滑稽）。她表明了歷史並不總是不斷重復的。但人們需要更加緊密地組合它們。這在她看來是一個倫理問題，涉及了人們的責任：“你無須為自己無法辨明的東西承擔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