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民主之形：艾斯特·莎萊夫－格爾茲

我總是對幸存者們“賴以生存”的一切感興趣。同時我也對受迫害情結無能為力。

——艾斯特·莎萊夫-格爾茲，“成就我的，是你的影像嗎？”個展，

漢諾威，史普格爾博物館，2002

此刻是承認無知與從頭開始的最佳時刻。心懷矛盾與謙卑是很好的事情，但從政治上講，我們還沒有找到任何成全如此狀態的辦法。獨裁者依舊存活於世，不過我們已經“邁出了第一步”。

——艾斯特·莎萊夫-格爾茲“非透明、不可分割的天使們”個展，

斯德哥爾摩，歷史博物館，2003

我第一次見到格爾茲的作品是在2008年。當時的她正為了一種全新的“公共空間”（public space）在英格蘭中西部各郡奔走。這種空間旨在讓居住在城市中的原住民與移民者，以及那些對公共生活天生不適的市民通過錄像表達自己，並通過屏幕討論彼此（巧合的是，在西布羅姆維奇，美術館也會被用“公共場所”指代）。當時困擾我的是，藝術家與她從事的項目之間奇怪的平衡，或者說，那本就是一種不平衡。格爾茲是位對話者，花費大量時間，兢兢業業地記下每個人的故事。這些故事聽起來很私密，似乎他們絕不會與第二個人講起，但我卻發現講這些故事對於這些人來說其實是家常便飯。另外，她自己並沒有在整個過程中出現。你並不會聽到她引導和控制整個進程的提問。這些問題往往和人們自己的講述針鋒相對，並不會被展示出來。她的項目和自己完全無關。這種混合了親密與冷漠的表現方式深深地吸引了我。她在自己的作品裏仿佛“靜音”，而如果要解釋為何把她作為這一部分的開場人物，我會告訴你，這是因為她似乎找到了一種將世界的陰暗面暴露在陽光下的手段，完全不必經過故事所有權的聲明，或是歇斯底裏的宣告。她對暴露的危險時刻懷有警惕，因為如果冒險站到燈光下，整個計劃就可能變成一場鬧劇，而無法達到闡明問題的原定目的。這同樣也是女權主義長期以來面臨的問題：如何讓不可說、不可見、遭到驅除的自我吸引世界的目光，同時避免令人感到無理、刺耳和富有攻擊性呢？

在她2008年的錄像裝置藝術作品《聲音機器》（Sound Machine）中，格爾茲邀請了五個同一天出生的女孩和她們的母親。五對母女圍坐在一起，全神貫注於傾聽彼此。她們身後的背景，是廢棄的老工廠，也正是母親們在年輕時工作過的地方，而此刻，五個幾乎同時受孕而降生的女兒正坐在她們旁邊。格爾茲的第一個問題是：母親們是否記得女兒尚在子宮時所發出的模糊響動。在這個問題之後還有一連串其他問題。在20世紀後半葉，工廠裏的女工是怎樣工作的？工廠老板怎樣看待這些女人？他知道她們懷孕了嗎？他會關心這件事嗎？通常觀眾會注意到，作為背景的裝置，其運動部分基於屏幕前端的女人們緩慢而靜默的姿態——頭部的轉動、女兒和母親之間的眼神互動，就好像是完成了一次遲來的修復，整個裝置並沒有太多的機械性，甚至是有“人情味”的，而不是像人們通常那樣，會忽視這些動作細節。這次展示的《觀眾手冊》，是用一組連續不斷的帆布制成的，上面隨意地寫著從受訪者的言語中摘錄出的語句：“停工的通知寫在一封信裏，信封是灰色的”；“母親和胎兒暴露在嘈雜的環境裏”；“聲響是物質的”；“在這樣嘈雜的環境裏工作簡直不可思議”；“噪音隨著出生而停止”。

回到那個作品裏呈現的已經不再存在的世界，格爾茲通過聲響和靜默渲染歷史“孕育”的意義。她揭示了工廠工作怎樣給工人們以重負，而這恰恰也是現實世界裏人們不願承認、無法忍受的事實。作為我敘述的第一位當代女性藝術家，她實際上讓我們回到了本書的最開始，阿倫特有關“出生”的暗示。它易碎，常常伴隨著恫嚇，意味著真正的新生的可能。這也是在她看來最能代表民主的形態，這同時也是它會為極權主義者痛恨並極力毀壞的原因。薩洛蒙作為一個孕婦在奧斯維辛的遭遇便可說明這一切。而格爾茲的展示或許是在說，作為子宮的內在權力，孕育一個新生命，卻已經受到了現代世界的猛烈攻擊（如工廠噪音）。事實上，格爾茲也曾明確地使用過阿倫特作為作品的素材。在她的另一次展覽，2007年的《記憶回聲》（Echoes in Memory）中，阿倫特的一尊金屬材質雕塑，被她用3D影像還原，連同其他二十三位鼓舞人心的偉大女性一道，懸掛在格林尼治國家海事博物館的女王廳頂棚的空曠空間上（他們同樣也制作了視頻的形式，作為整個大廳的背景）。而大廳的天花板上，覆蓋的則是一幅現已遺失的名畫，奧拉齊奧·簡提列斯基（Orazio Gentileschi）寓言式的“和平時期的和平與自由的藝術”，而他那著名卻時常被忽視的女兒、畫家奧特米謝婭（Artemisia），雖未能被涉及，但她顯然也是這些偉大女性的一員（這二十四位女性或多或少也可以在繪畫的邊緣性的討論裏站到同一陣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