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民主之形：艾斯特·莎萊夫－格爾茲（第3/11頁）

最後展出的是一份活著的档案。伴隨著參與者選擇的版畫與攝影作品的是一個再創造的歷史“聲音”，一個雙頻道的視頻裝置，其一展示的是參與者的描述，而另一個則來自於懸置在圖像之上的攝像機。“我選擇了它，”一位選擇了1930年劉易斯·H.海恩的攝影作品，上面的女孩正在給生發水裝瓶的女士表示，“因為她是個年輕的女孩。”“我確信，"1933年，海恩在一封關於這件作品的信裏寫道，“圍繞人們經過多年生活與工作的面孔進行的藝術創作可以成為一份具有永久價值的記錄。它要比琢磨由虛幻的光影形成的幾何圖案並加以呈現更加重要。人像藝術就像是攝影藝術裏的爵士樂一樣迷人。”這體現了一種純粹主義。就像是在公然蔑視自己的技巧，他專心致志想要讓作品實現一種返璞歸真，從而呈現多年的歲月與工作帶給人的改變，甚至一個年輕女孩的樣子，也只是在這容貌消失之前的匆匆記錄。格爾茲的目標是激發我們自己的好奇，就像是那位選擇了年輕女孩的女士，她十分想知道這個女孩當時的想法。“她是否知道，如果自己生活在其他年代，她的生命或許會有其他選擇？這是她唯一的選擇嗎？她為什麽會來到這裏，做這樣的工作？她還會被要求做一些其他的事嗎？”

在談論女人們無法言說的生活方面，作品《描述勞動》是對《聲音機器》的完美補充。與參與者相似，或者不如說與他們一起，我們被邀請鉆研工作之於這個世界深層次的意義，以及這個仍然會被提醒，女人扮演重要角色的世界內涵。如果女性主義歷史學者們可以對這些女性投入足夠多的關注，她們可以看到的這些女性自身的價值，在有價值的藝術作品裏的頻繁程度是不相稱的（或者說他們假裝自己在做一項浪漫化的工作，讓一部分勞作可以在這些形象上迅速溶解）。由於不必一定要這樣來呈現事實，格爾茲的參與者們會在評價作品時投入男權色彩的思維。這包括對於作品本身的第一觀感、定位。例如面對一幅展示女工正彎腰駝背在黑暗的焊接廠工作的圖片，僅僅關注她的內衣（畫面中間燃燒的火焰發出的光並沒有實際意義，只是進一步反襯了黑暗的環境）：“男人並沒有在這令人恐懼的、要付出巨大氣力的車間裏工作，而是女人在做這些。你大概以為她會在縫紉機前，或是水槽旁，或是在家裏工作。這令我非常感動。”而在另一幅畫面裏，一個女人坐在辛格縫紉機前工作，但她卻極不協調地戴著一條珍珠項鏈：“我不太清楚一個人會不會真的平時就戴著一條珍珠項鏈去工作。”這也許意味著一種“授權”（其他人大概會覺得這代表了一種“裝腔作勢”）；或許她這樣做是希望可以“擡高自己”。格爾茲的這種實例化對話，並不會被直接轉化成歷史語言記錄下來；它其實是給影像裏的女人另外的一個機會，讓她可以從原本賦予她的歷史意義裏抽離片刻、側身離開——這種欲念只能通過最明確的細節體現出來，從而升華社會生活的意義。“這是她唯一的選擇嗎？”

很多圖片都與戰爭有關。這也就是為什麽女人們在照片裏正做著原本屬於男人的工作，她們緊緊抓住了自己的女性特質，例如內衣、珍珠——來面對這樣殘忍而無差別的勞動。她們中許多人，會隨著戰爭結束而理所當然地被解雇。在盧森堡看來，“一戰”的最大悲劇，就是工人們分別站在沖突的對立陣營裏。不論是男人還是女人，他們都太輕易並且任勞任怨地被戰爭機器雇傭（展覽中並沒有任何懷舊元素出現，這些工人的形象都是非理想化的。在名為《為美國而工作》的影像中，一具暴露著肌肉、幾近瘋狂、閃閃發光的男性軀體。一只戴著手套的手，安放在大錘之下。在背景布上，亮紅色的工廠堆疊著不斷湧出的藍色煙霧，而密密麻麻的士兵則在他腳的位置上若隱若現，依稀可辨。這個標題令我們想起1917年4月17日，在美國宣布參與“一戰”後十一天，威爾遜總統建立了公眾信息委員會。它的目標正如它的名稱顯示的，是要凝聚“合眾國的精神力量”，同時鼓舞“人民戰爭”的信念（讓人民如盧森堡哀嘆的那樣，為了一個虛幻的目標奉獻全部）。“圖片宣傳部”是這一委員會的核心組織，該組織負責人曾表示，“美國不只是需要海報，而是需要最好的海報。”漸漸地，在格爾茲的展示裏選擇了這幅圖片的男人們，明白了為何圖中的男性軀體顯得如此蒼白無力：“畫面上有紅、白、藍！而你為何對它無動於衷呢？顯然是因為被過分強調愛國心和力量。”

格爾茲總會把自己放在這種歷史與力量的另一面。正因此，她才和本書中談論的其他女性一樣，具有自己獨特的價值。她最喜歡的國家是瑞典，因為那裏看起來似乎奇跡般地堅持自己的民族認知，而拒絕接受歐洲所謂的共同價值。2002年，她的作品《白人離開——在講述與傾聽之間》以一位現在居住在斯德哥爾摩的薩米族[1]社群中的女性為主角（這一族群多以拉普蘭人而為人熟知），記錄了她在現居地以及返回出生地後的記憶、思考與感慨（兩段視頻在展示現場同時播出。最初激發格爾茲靈感的，是在薩米人的語言裏，並沒有關於戰爭的表達。1918年，托克爾·托馬森（Torkel Tomasson）在關於拉普蘭人的論述中表示，“我們無法否認，對於真理的認知程度，就像瑞典政治家們所說的那樣，他們的拉普蘭人，確實要比歐洲主要文明都要優越，尤其是當後者發動了一場世界大戰時。”而這些言辭也作為作品的素材，在第一段視頻裏由格爾茲要求薩米族女人對它們作出評價。還是讓我們回到1918年的世界大戰，那段引發了許多在本書中出現的故事的歷史事件。事實上，格爾茲希望闡明的，是這場戰爭要比我們想象的還要更具毀滅性，其影響甚至仍然作用於我們身上。和其他兩位藝術家，泰蕾莎·奧爾頓以及耶爾·芭塔娜一樣，她還提醒我們，這段歷史並沒有完結。她們的藝術作品的前提，也正是這些尚未完成的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