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民主之形：艾斯特·莎萊夫－格爾茲（第6/11頁）

如果說格爾茲激活了過去，那麽她的作品也因此成了新焦點與注意力的需求。而在這一方面，加上自己始終無法擺脫的來自固有觀念的重重阻礙，在藝術領域之外，她致力於創造一個全新的社群，“想象社群”。在“成就我的，是你的影像嗎？”中，包含了一組肖像，由來自波蘭羅茲市、在奧斯維辛和距漢諾威不遠的伯根-貝爾森集中營經歷了“二戰”的波蘭猶太裔婦女伊莎貝爾·巧可（Isabelle Cho-ko），與當時正住在那裏的德國女演員、反納粹主義者夏洛特·福克斯（Charlotte Fuchs）共同演繹。在“二戰”期間，每當有人在樓梯上大喊“希特勒萬歲！”時，夏洛特·福克斯堅持讓自己房間的門緊閉著。無論何時有人問她的丈夫為什麽不加入納粹，她的丈夫都會半開玩笑地回答，“那是其他更正派的德國人才輪得到的事！”僅僅是因為他知名演員的身份，他就不得不選擇逃離（他最終在戰爭的最後時刻被德國士兵殺害，而他的妻子直到三年後才得到消息）。他們的大兒子出生在戰爭爆發後一個月。而每當夏洛特給他喂奶，這個男孩卻“都會吐出來，一邊尖叫著搖晃自己的腦袋”。我們所見證的，是比《聲音機器》裏的嬰兒更加醜陋之物。每一個女人都通過電視上的圖像談論自己，並且傾聽他人——伊莎貝拉·巧可，當她第一次緩慢而充滿遲疑地講出自己的故事時，其實同樣也完成了對福克斯夫婦不成功抗爭的見證。他們從未見面，或是出現在同一個空間內。和解也並非是目的所在。相反，這個作品的精妙，在於變化往往發生在兩個同時發生原本卻並無交集的故事，一旦被講述和聽到，意義才會顯現。當你聽到一個人在講述她的故事，一些情感會驅使你感覺某些事情也發生在你自己身上，因為它們確實發生在講故事的人身上。“你想要講一個怎樣的故事？”是格爾茲通常的開場白，似乎被要求來講一個故事，意味著是在給她的冒險故事裏的每個參與者一個許可：去打開自己的心門，讓原本緊閉的並不知情的歷史之門敞開，去接納那些無知覺的存在。

在這一項目上，格爾茲意在實現盡可能完整的藝術風格，與參與者自身微妙、謹慎與自我意識的融合。她的足跡是小心翼翼的。她並不像克勞德·朗茲曼（Claude Lanzmann）在他長達八個小時的電影《浩劫》（Shoah,1985）中那樣，堅持——說強迫也不為過——要求幸存的理發師亞伯拉罕·邦巴（Abraham Bomba）說出自己的遭遇：“你必須這樣做，你知道”（盡管朗茲曼後來道了歉）。在格爾茲最具影響力的展覽作品《在聆聽與講述之間：最後的目擊者，奧斯維辛1945-2005》中，裝置被安放在巴黎市政廳博物館中。這次展覽在2005年舉行，是格爾茲為奧斯維辛-比爾克瑙集中營解放六十周年而創作的作品。參觀者可以坐在呈蛇形環狀排列的坐席前，聆聽格爾茲邀請來的六十位幸存者，講述他們被拘押前前後後的故事。和其他作品類似，格爾茲依舊選擇了那些鮮少討論自己某段經歷的講述者。當你看到他們的面孔和總是優雅得體、富於思想的舉止時，便很容易與悲傷一起，在心頭湧起一股類似儀式感或場面感的情緒。也許他們知道，這些故事恐怕不會再被其他人傾聽（只有一位老者選擇收回自己的證言，因為他從沒和人講過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家人）。整個錄音過程在展覽上被完整呈現，沒有經過任何的剪輯和加工。每段錄音的時長都相當於一部電影，從兩小時到九小時不等。“我決定要創造一種受害人與旁觀者面對面的狀況。”格爾茲這樣表示。而在展覽空間的墻壁上，三塊巨大的屏幕播放的是同一段視頻，但其間有七秒的時間間隔，而通過慢放視頻，講述者沉默與發聲之間的空隙便很容易被捕捉。“通過制造不同的時空感，我們可以超越語言的邏輯，從而獲得一種純粹的肉體經驗。”她曾解釋道，她想要的，是“通過他們的沉默”來描寫這些見證者，去捕捉問題與答案之間“記憶浮現的逃亡時刻，而這既被期待遺忘，又具有強烈專注的特征甚至可以在他們臉上就讀到，因為過去已經在當下彰顯。”沉默不是空白，更不是指控的失敗，用迪迪-於貝曼的話說，是“演說的事件”。一種完全被填滿的演說，滿到即將溢出，同時也是可以被有意識抓住和領會的，但它始終是太過豐富了。安妮卡·維克（Annika Wik）將這種時間延遲的視頻，看作記下故事離開人自己的時刻。當然我們還沒有辦法確定，身體與故事之間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她把自己放在了無意識與意識、情感、生活之間。而在提出了大屠殺是否可以或應當被談及這樣的問題之後，格爾茲顯然是想要創造一個空間，使介入者始終處於可以體味人類的聲音，以及語詞的乏力無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