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尊重：瑪麗蓮·夢露（第6/15頁）

和夢露一樣，斯蒂芬斯也把無知看成最壞的事情。比起那些善良卻無知、“對謊言深信不疑，並且一遍遍向他人重復，想讓別人也同他們一樣相信這世界依舊安然無恙”的人，他反倒更偏愛真誠的騙子。其實這種不適感是深入許多民族內心的。就此，斯蒂芬斯分析道：“一些東西自始至終都是錯的，它們為我們所繼承，又被我們繼續流傳。”他在20世紀30年代就開始寫作了，但很可惜，幾乎也是從那時起，資本操控與寡頭政治就已經使民主開始走向滅亡。但他是第一個揭露信用趨勢的經濟模式給政治帶來的危機的美國人，而這危機的後果在今天的經濟危機中仍有體現：“在美國確實有一個獨裁者、一個君主存在。就好像是歐洲在國王的統治下逐漸衰敗，我們或許也將在總統的帶領下經歷這樣的命運。這個國家正在越發遠離它的人民。當然，實際權力的歸屬顯然是尚未可知的，但通過最終的分析，我們確信，它在被信用操控。”當美國政治遭遇巨大的信任危機時，韋瑟比前去采訪劇作家克利福德·奧德茨（Clifford Odets），後者自問自答：“問題是什麽？在美國，我不會談論世界其他的部分。所以問題就是，‘伴隨著民主意識的覺醒，和平與富足的目標是否會因此遇到障礙呢？’”人們究竟是應當耐心發展民主政治，還是發展一個足夠強大的金錢帝國，並以發展為借口肆意攫取人民的民主權利？這個問題始終揮之不去，直到現在，我們都還生活在這樣的危機之中。

不過夢露當然也愛錢。在出演《紳士愛美人》（Gentlemen Prefer Blondes）時，她抱怨自己賺得比簡·拉塞爾（Jane Russell）要少：“不管怎麽說，片名叫‘紳士愛（金發）美人’[13]，而我才是那個金發的！”她也曾因為聽說伊麗莎白·泰勒因出演《埃及艷後》（Cleo-patra）拿到了一紙價值百萬美元的合同而勃然大怒。但她掙錢是為了自由，為了從——用韋瑟比的話說——“類型化”中抽離出來。1954年，她解除了和二十世紀福克斯公司以及達利爾·F.紮納克（Darryl F.Zanuck）的合同，離開好萊塢前往紐約，與米爾頓·格林（Milton Greene）一起建立了屬於她自己的電影公司（她自己持有51%的股份）。盡管這個項目並沒有維持太久，但還是有流言說夢露從中作梗並且牟利。福克斯公司後來答應了她的條件，讓她可以自己撰寫腳本，並且在導演面前有充分的發言權，同時每部電影都支付給她十萬美金的片酬。而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她再一次在與制片方的鬥爭中占了上風。他們花了一百萬美元才把夢露重新請回《瀕於崩潰》（Something’s Got To Give）的片場。一封1961年的私人信件表明她從未放棄獨立的夢想。那時好萊塢的許多工作室或多或少已經打算放棄她了。她寫信給“演員工作室”的負責人李·斯特拉斯伯格——她在1954年離開好萊塢去了紐約時就已經加入了進來。她告訴後者，自己和自己的律師準備建立一個有關獨立演員的組織。“我不想再和工作室綁在一起了，我寧願退休。”她這樣告訴韋瑟比。她希望賺很多錢，這樣就可以擺脫被金錢束縛的命運。很多資料也證實，她賺錢的目的從來都不是為了錢本身。在西奧多·德萊賽（Theodore Drei-ser)的名著《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1900）中，作者借小說裏的敘述者之口表示，“金錢不需要花費太久，就可以證明自己一文不名。”而這部《嘉莉妹妹》，或許是最早有關名聲的詛咒，同時也是夢露的眾多藏書之一。

據著名編劇本·赫克特（Ben Hecht）的回憶，夢露曾表示林肯·斯蒂芬斯的傳記“比任何一本自己讀過的書”都令她激動。我們需要想象，當她為這樣一本“正直的書”激動不已時，整個美國正在以不同的原因為她傾倒。而那一刻，她也正處在人生巔峰，無限接近美國權力的中心地帶。當曼凱維奇發現夢露在看斯蒂芬斯的書時，他警告她不要隨意談論這個人，否則她很可能會被當成激進分子（在一次被要求列舉世界上最偉大的十個男人的采訪中，夢露提到了斯蒂芬斯，但隨後他的名字被當時她所屬的派拉蒙工作室剔除掉了）。和她對林肯的仰慕一樣，這種熱情在她的政治生涯中並不反常。她的另一個英雄是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她某種程度上的“代言者”，用戈爾德貝格拉比的話說，一個“科學家、人類學家、社會主義者、猶太人，同時還是個堅定的持異見者”。早在20世紀40年代，她就曾支持亨利·華萊士[14]（Henry Wallace）的主張（他最終成為了羅斯福的副總統），做過至少一次美國進步黨集會的迎賓員。在1962年的筆記裏，她贊揚了埃莉諾·羅斯福[15](Eleanor Roosevelt)“為全人類事業的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