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尊重：瑪麗蓮·夢露（第5/15頁）

《讓我們相愛吧》通常被看作夢露最糟糕的電影之一。這也不是她第一次扮演與她自己早年經歷有幾分相像的角色——一個渴望得到更多，卻在生活的泥潭中掙紮的小演員。但無論如何，這是她唯一一部如此接近“戲劇與政治”底線的電影。由此，“林肯”的隱喻與她對億萬富翁的抨擊是彼此聯系的。這二者都將她放在了當時美國權力中心的反面。有趣的是，那些她扮演憑色相“淘金”的女孩的電影，如《夜闌人未靜》（Asphalt Jungle,1950）、《願嫁金龜婿》（Howto Marrya Millionaire,1953）、《紳士愛美人》（Gentlemen Prefer Blondes,1953）以及《熱情似火》（Some Like It Hot,1959）都更具知名度［不過這中間有兩部影片多少有些復雜：《熱情似火》中秀珈·凱恩（夢露飾演的樂團女郎）戀上托尼·柯蒂斯的角色時，她以為他是著名的殼牌石油公司的老板。但他隨後證明自己只是個把她的“愛情美夢”搞得一團糟的窮薩克斯樂手；而在《願嫁金龜婿》裏，她以為的“金龜婿”也不過是個誤會］。讓我們忽略掉《讓我們相愛吧》結尾她最終被一個“億萬富翁”俘獲芳心的情節：在愛上了一個窮演員後，她又原諒了他“突然變得”富有的狀況。通常，突然的富有是恥辱且致命的（女人們會因此喪失尊嚴）。另一方面，影片的主要場景——劇院舞台，又是個表現多重自由的地方：窮女孩有當眾當面責罵億萬富翁的自由、人們有在行業“潛規則”下幸存的自由（通過揭發並改變它），以及自我教育的自由。影片裏，為了一張高中文憑，夢露的角色不得不徹夜學習，因為她“受夠了顯得無知”。而現實中，她曾向韋瑟比指出，“政客們之所以總能逍遙法外，正是因為多數美國人懂的（政治）並不比我多。”關於對在愚昧僵化的大眾視野裏扮演一個胸大無腦的女性角色這件事，夢露本人的厭惡不比她的角色更少。

精神分析領域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某一個家庭成員身上無意識的隱秘，是由於整個家庭的行為而造成的病態。而我的問題是：對於20世紀50年代及60年代早期的美國，究竟是什麽或者誰使夢露的形象如此病態呢？這不等同於詢問“是誰殺了她？”或者“她是自殺的嗎？”——它本身大概是一個有關夢露討論的轉向，但我認為它或許永遠不會有一個令人滿意的最終答案。但在戰後的美國，圍繞她的眾所周知和未知都令我著迷。著名攝影師塞西爾·比頓（Cecil Beaton）給出了一個精辟的總結：“她大概是由於人們的戰後需求才誕生的人物。”夢露出生在“一戰”後（1926年），但她也是“二戰”的“產物”，因為正是在“二戰”後，她才大紅大紫。用韋瑟比的話說，戰爭的結束對於美國人而言是一種解脫，因為他們的愛國心從此便“不必思考理由”。他在這裏暗指的是隨後風行的“麥卡錫主義”[12]以及冷戰。在另一個激進記者I.F.斯通（I.F.Stone）看來，艾森豪威爾在1953年的就職演說，巧妙地將戰爭的野心包藏進有關自由的修辭之中（雖然艾森豪威爾並不打算大張旗鼓地出兵，但發動越戰其實已經被寫進了他的時刻表）。斯通對於艾森豪威爾拒絕了有關自由先驅的禮贊，同時也是“廉潔從政”象征的《林肯肖像》組曲感到恐慌。他認為，這恐怕意味著學術與公民自由將就此受到威脅。艾森豪威爾上任後的第一步，就是委任通用汽車公司的總裁查爾斯·歐文·威爾遜（Charles Erwin Wilson）做國防部長。而他著名的演說“對通用公司有益的，也是對國家有益的事情；而對國家有益的事情，同樣也將對通用公司大有好處”。在斯通看來，意味著“一個巨大的、無遮攔的、更徹底的危機，即將在無管理的狀態下上演”。

但如果說夢露對這一切都是司空見慣的，就有些不夠準確了。1950年，她初出茅廬，在約瑟夫·曼凱維奇（Joseph Mankiewicz）的電影《彗星美人》（All About Eve）裏扮演了一個小角色。她帶了本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的傳記去片場，後者是美國歷史上公認的“良心記者”，總以拆穿各種謊言為己任。與此後她拍攝的《讓我們相愛吧》一樣，《彗星美人》同樣也是一部討論關於一個剛出道的女演員究竟需要花多少時間才能成名的影片。斯蒂芬斯素以揭開市政廳裏的貪腐“蓋子”而聞名（“有蓋子的地獄”，是他曾用來報道“匹茲堡醜聞”的標題）。他心目中的英雄，則是淪落街頭的乞丐、妓女和小偷。他所揭露的這些，恰恰正是夢露同年的影片《夜闌人未靜》裏的世界。在那部片子裏她所扮演的是社會“精英”阿朗佐·埃梅裏希（Alonzo Emmerich）的年輕情人。後者最終因醜聞暴露而飲彈自盡。在片中他將犯罪比作是“人類努力生活的另一種形式”。這個比喻也時常被人引用，這與他無可挽回的結局一起，都證明他所經受的問題，是全體美國人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法完全擺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