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以繪畫對抗恐怖：夏洛特·薩洛蒙（第2/13頁）

《人生？如戲？》是一個人以自己的生命體驗，對法西斯主義瘋狂的“致命遊戲”的回應。“一個人是否是因他人而活？“1947年，托馬斯·曼（Thomas Mann）在自己的長篇小說《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us）裏借人物之口提出了這樣的疑問。而在這部作品裏，他展示了一位音樂家不朽的一生——在希特勒的統治之下，他在“二戰”最後的歲月裏堅持著自己的藝術生命。而托馬斯·曼的問題，在納粹統治的歲月裏討論起來或許更具現實意義。當意識形態淩駕於生命與自由之上——用托馬斯·曼自己的話說，“德意志，一切都是偉大的德意志，除此之外我們看不見任何其他的東西”時，標榜自由與生命力的音樂與文學，究竟應當如何存在？托馬斯·曼無意借用“在蓋世太保的地窖裏的精神體驗”這種聳人聽聞的題材來表現自己的思考，也沒有以選擇在《浮士德博士》裏被描述的那種充斥著“慷慨激昂的德意志播音員滿懷激情地頌揚著‘我們與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間的神聖戰爭’的地獄”為主題來完成自己的創作。倘若這個世界真的讓你不敢去渴望什麽，那只能是因為它切實地對你的內心進行了有效的威懾，它使你活在了其他人的死亡之中。

我們關注薩洛蒙的原因其實再明顯不過。或許殺戮是為了生存，但由於她勇敢卻痛苦的還擊，殺人者只能永遠背負死者的靈魂，甚至只有這樣才能維持自己的存在。換句話說，她證明了人所做的一切，在生命裏接納的一切，無論是付出還是擁有，無論是否留下什麽樣的印記，都被用來維持我們自己的生命，使之不至於枯竭幹涸。而即便你收獲的遺贈與“死亡”有關——大概沒有人比薩洛蒙得到的一切更適合來詮釋這個詞——你仍可以將這些逝去的魂靈收集起來，去描繪，去敘述，去歌唱這些曾在你的生命中經過的人。薩洛蒙的心靈與畫紙因此而變得充實豐滿。然而經過了修建和重新安排，整部作品呈現出的卻是一種混亂。這些顏色、聲音、語詞彼此覆蓋，在每一寸空間裏相互擠壓。而她自己則是這樣一個混亂空間的制造者。這從本質上確認了她與納粹的對立，因為納粹的核心理論“生存空間”[2]，按照字面的理解正是“為生存而獲取空間”——無差別殺戮正是其手段，但我們卻往往將此忽略。我將在本書中討論兩位畫家——除薩洛蒙之外，另一位主人公是現代藝術家特蕾莎·奧爾頓，她的努力使得我們可以近距離地考察繪畫藝術如何以色彩、空間、軀體以及界限，表達最私密的細節，並以此來對抗某個歷史角落裏的種種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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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洛蒙的工作很像一位舞台經理。她以自己獨創的術語“三原色歌劇”作為開場。在這出“歌劇”裏面，薩洛蒙放棄了她的伴奏音樂以及人物，而是將一切通過三個元素，即繪畫、舞台與聲音加以表達。並且，她的畫作確實只是基於“三原色”來完成。根據她的傳記作者瑪麗·菲爾斯蒂娜的記述，由阿姆斯特丹猶太歷史博物館主持的薩洛蒙畫作修復工作顯示，她的全部作品——包括序幕、主體以及結尾部分——所使用的色彩的確幾乎都來自紅、黃、藍這三原色。菲爾斯蒂娜同樣指出，她只用了一點點白色，並且“匪夷所思地”沒有用到黑色——“即使是在描繪人物、書寫文本和勾勒邊框時”。那些乍看上去像是黑色的線或是濃密的斑塊，往往都是其他顏色因為時日太久而變暗的結果。也就是說，她在這裏——包括在其他作品裏表現的黑暗，是通過三原色本身來實現的，而非借助與這些亮色的對比。這其中最令人憂傷的地方，在於其畫作風格與她余下生命之間莫名的連續關聯性。而同樣以三原色來書寫的文字，在表達上與圖像的相稱、形象化的模擬，以及色彩上的搭配同樣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盡管它們的關系也可以從相反的方向被解讀，即文字是被圖像搭配並闡釋的）。不管怎樣，她的文字裏充滿了色彩，正如圖像中被塞滿了音符。“這些繪畫的創作，將會以同樣的方式被想象”（再一次闡明了她相當於樂隊指揮或戲劇導演的身份）：

一個女孩坐在海邊，她正在作畫。突然，一段旋律闖進了她的腦海。她開始哼唱，並注意到這旋律與她即將要在畫紙上呈現的內容有多麽地吻合。一個文本此時也光顧了她的大腦，她開始唱自己的旋律，配上自己偶然得到的那些言語，一遍又一遍大聲地唱，直到這一幅畫完成。

1940年，為躲避納粹迫害，薩洛蒙與外祖父一起來到了法國南部。他們住在奧蒂莉·摩爾（Ottilie Moore）的家裏，這位慷慨的德裔美國人曾將自己的別墅完全無償地提供給逃難中的人們。後來，既是為了躲避外祖父的糾纏，也是為了可以安心作畫，薩洛蒙獨自住進了當地一家名為“美麗黎明”（La Belle Aurore）的旅館。據旅館女主人瑪爾特·佩切爾（Mar the Pecher）回憶，薩洛蒙確實會在作畫時哼唱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