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巨星（第6/16頁）

聆聽盧森堡的教誨。問題的關鍵，始終是導致爆發和傾瀉的力量，以及我們會對這種迸發提供怎樣的描述。她描述政治鬥爭時用到的關鍵詞是“摩擦”（friction）。盧森堡並沒有任何作為一個政黨領導人的經驗，而在她的個人行動中，她也從未預先計算過得失。她從不曾對沖自己的賭注[5]來避免損失。但這樣並不意味著她是個不夠聰明的玩家。她始終明確地想要尋找一個看似有些矛盾的狀況——一種可以正確指導未來，卻同時也悲觀地預見未來社會“必然犯錯”的政治眼光。在1904年寫給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亞歷山大·波特列索夫（Alex andr Potresov）的信中，她寫道：“如果我們堅定不屈的革命理想，在實踐中必須和列寧式目光短淺的理論觀點相結合，而不是在靈活且寬廣的心智下被實踐，是令人惋惜的。”（堅定與靈活並不矛盾）而在同年完成的文章《俄國社會民主的組織問題》中，她指出任何由真正的革命者釀下的錯誤，其實都要比任何宣稱自己毫無過失的政黨的實踐與嘗試都要“更有價值”，一個革命政黨可能犯的最大錯誤，正是其自以為肩負了歷史的使命，並在這樣的意識下去做一些“必須”做的創造。盧森堡從未放棄對那些脫離人民，自詡為“全知全能”者的猛烈抨擊。唯一的革命之路，是建立心智上真正的民主自由，從而使一切觀點都被定義成“不完美的”與“待完善的”。這便使得革命觀點的易錯性可以成為革命者的一種自覺。任何所謂完美的革命都是容易崩潰的，就像雅各·拉康（Jacques Lacan）的觀點：“知者易迷失！”——展開來說，就是“任何自以為永遠正確的男人或女人其實恰恰正走在錯誤的路徑上”，或者“沒有錯誤經驗的引導，人寸步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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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應當抱有怎樣的遠見呢？不誇張地說，盧森堡的遠見，是可以延伸至無窮遠的。1917年，英國天文學家沃克利（Walkley）宣稱自己發現了宇宙的中心。而這個有關宇宙是個球體（一個巨大的土豆團子或冰激淩球）的主意——“當然是愚蠢的”“完全白癡的小資產階級妄想”，在寫給露易莎的信裏，盧森堡如此評論道，“我們絲毫不能背離宇宙的無窮性來探討問題”（她在監獄中的思想深度總是令人驚嘆的）。而對於這一問題的思考，還存在著來自地緣政治學角度的局限。這也是促使盧森堡關注這一問題的原因，就像資本本身，仿佛從不會停止流動。我們可以把她看成最早提出“全球化”［或者是按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提法，“歷史——地理唯物主義”］的理論家。她未完的遺作《政治經濟學入門》，是基於她在1907年至1914年間在社會民主黨學校中做的演講整理而成的。作品有一章的標題是“原始共產主義的瓦解：從古代德國和印加到印度、俄國和南非”。她卓越的思考引領了一個時代——地球上的每一部分，甚至宇宙的每一組成之間都是彼此關聯的。而打破彼此之間的限制，將使人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公民。道德觀念與地緣認知，在她的思考中始終構成一個形影不離的整體。

由於資本的傳播日益變得“失去控制”，“毫不考慮未來的後果”，它也可能會成為人們回到帝制時代的某種預兆。它毀壞了所有非資本形式的聯結，為不斷膨脹的資本影響提供了一種龐大而畸形的映射。而如何應對這種狀況也被盧森堡看作革命任務的核心。其實馬克思本人已經對這不斷膨脹的資本進行過討論，這些討論主要集中在《資本論》第二卷有關國際貿易的部分。但相比盧森堡，馬克思並沒有對這個問題給予足夠的重視。他並沒有對如何處理工業化國家過剩資本的累積——它們顯然無法實現內部消化——這一問題給出足夠清晰的解答。而盧森堡則在她最重要的那部基於在學校的講演內容整理而成的作品《資本積累論》中論證了“資本的發展，必然是以有計劃地破壞和消滅阻礙其發展的非資本化社會單元為前提的”。資本“洗劫了整個世界……地球的各個角落都充滿了它暴力的影子。任何程度的文明和任何形態的社會都無法逃脫它的侵襲”。

盧森堡並未對過分理想化的“非資本社會”抱有幻想，尤其對“原始社會主義”的那一套提法嗤之以鼻。盡管許多社會問題會被人們用“不公平”一言以蔽之，但盧森堡卻對它們進行了區分。在她看來，不公平的肇因大致有三種：基於精英意識與統治的不公平、繼承性的不公平，以及由於征服戰爭帶來的理所當然的壓迫。她將印加與斯巴達作為自己討論“軍國主義”的例證，而軍國主義是她闡釋世界“基本暴力”的鑰匙（她也因此對德國的軍國主義無比厭惡）。她在一篇有關奴役制度的文章中這樣寫道：“高高在上的支配權力，將隨著戰爭與征服的發生進一步加劇。”但她在《原始共產主義的瓦解》中又寫道，這種看似秩序森嚴、以原始征服為手段的社會形態，一旦遭遇“歐洲文明，也就是資本主義文明，便會土崩瓦解。對於舊的社會形態來說，這種遭遇致命且普遍，並且顯然是概莫能外的演進方式”［這也啟發了後來的女性思想家娜奧米·克萊因（Naomi Kle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