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巨星(第5/16頁)

托洛茨基和列寧找到的糾正辦法,即取消一切民主制,卻比這一辦法應當制止的壞事更壞。因為它堵塞了唯一能夠糾正社會機構一切天生缺陷的生機勃勃的源泉本身。對於實現民主的目的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始終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的、不受限制的、朝氣蓬勃的政治生活。

對於一個新興的政權而言,政治生活中的人民,與代表制中的“代表”一樣,都是需要時間和空間來成長的。而托洛茨基的決定,顯然瓦解了這種可能。從歷史的經驗來看,這種決定往往是預示政治局面即將要走向崩潰的喪鐘。因為它意味著一種定格,使人民永遠停留在“此時此地”,就像是星空圖展示的“天體始終不是我們朝它注視時的那個樣子,而是它們從無限的遠方向地球發出光信息的那一時刻的樣子。已經當選的人同選民之間的任何活生生的精神關系以及他們之間持續的交互影響,在這裏都被否認掉了”。革命的規律與天體運行在很多方面是極相似的。盧森堡同時也是善用比喻的語言藝術家,在她的一封書信裏,她描述一只在她牢房窗外飛翔的燕子,那抖動的翅膀好像是“將天空的藍色綢緞剪成了碎片”。這種去政治化的的“革命詩情”,在她的文字裏屢見不鮮。

強調人民的政治參與並不意味著要傾向無政府主義。事實上,所謂的革命,恰恰是包含在對“無政府主義的歷史清算”之中的。盧森堡本人更傾向於選舉制及代表議會制的政府組織形式。她的要求是十分具體的:人民要有出版自由,以及自由結社和集會的權力(這往往會被一個政權以防止對立者產生為由而禁止)。倘若不然,她堅稱,將勢必會導致公共生活遭到侵犯,“任何公共機構的生命就要逐漸滅絕,就成為沒有靈魂的生活……公共生活逐漸陷入沉睡之中。”盧森堡認為,真實的政治生活,其唯一可靠的基礎就是“作為學習場所的公共生活”本身。政治本身就是一種教育,它即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高的教育形式。1905年的工人大罷工,不僅僅為俄國日後的革命做好了思想基礎的準備,同樣也為“活動本身提供了自省的契機”。其實,盧森堡在1902年投身到對婦女投票權的爭取運動中時,便已經意識到人們的政治運動經驗尚且是不充足的,他們對自己應有的權利並沒有清晰的認識:“似乎沒有什麽比投身到政治運動之中更好的方式,來鍛煉政治參與的能力。”

同樣地,由於這種“學習能力”,盧森堡同樣意識到,政治的走向必然會是難以預料的事情。盧森堡有關政治自發性的理論是十分出名的,但也激怒了某些片面掌握這一理論的批評者。在我看來,盧森堡始終堅持認為的是政治參與的空前性與不可預知,而這必然需要被領導者納入考量範疇,從而應對在革命完成之後可能出現的狀況(這也正是她的理論為何往往會在政治團體的統治出現問題時被重新提及的原因)。但對於批評者來說,盧森堡似乎“走得太遠了”,她允許了自發性,就意味著允許人民的心智發展,鼓勵人們的認識水平超出最初革命完成時的狀況,而這同樣意味著已完成的革命,還需要“容納人民的個人意志”。這顯然是問題的核心所在,因為個人意志是無法被預測的。我們將怎樣迎接一個以無邊界的個人意志為核心,存有潛在巨變可能的政治進程呢?用艾德麗安·裏奇(Adrienne Rich)的話說,如果“我們嘗試一種全新的思考機制,將一切都納入到可變的範疇中”,結果會怎樣呢?這同樣對漢娜·阿倫特產生了深遠的啟發——阿倫特所強調的“新開始”,確實是受惠於盧森堡的:“毀壞個人性的目的是為了毀滅自發性,從而使人無法創造屬於他自己的產物,從而只能將自己作為資源貢獻出來。”“一個全新的國家,卻面臨著一個已經懸置上千年的古老問題,”盧森堡在《論俄國革命》中寫道,“只有經驗可以矯正道路,打開全新的局面。只有不受拘束,精力充沛的生命,以各自的方式即興創作,將政治引向人類創造力的領域,它才能自發克服所有錯誤的企圖。”而民主的一大特點,正在於它可以對出現的錯誤進行即時的反饋。“在極權國家,你永遠不知道錯誤在何時何地發生,”埃及前總統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在1994年的一次采訪中談道,“但在一個民主國家,只要你犯了錯,違背了意願,它很快就會被推上表面。所有人都能看得見。”

《論俄國革命》是盧森堡寫在德國戰後的斯巴達克派起義前夕的。所以當我們在今天再讀到這篇文章,我們不難發覺她堅定的樂觀主義情懷,以及她充沛的生命能量,與她對人民的強烈信心。她談到了活力——這在精神分析學家邁克爾·帕裏森(Michael Parsons)看來,是“信仰的真正形式”,同樣也完全不可預知(你永遠無法通過公式來計算精神能量的增加與消耗)。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失敗從未使盧森堡身上信仰的力量衰竭。這就好像是在一幅定格的畫面中捕捉動態的形象——盧森堡並沒有在絕望中死去。失敗是不可避免的。政治家面臨的情況,往往是腹背受敵的。俄國革命的“自我意識”,這自我宣稱的“歷史經驗的全知全能者”並不能看到工人階級“處處都在堅持自己的錯誤”。大罷工並沒有取得任何確定意義上的成功。它“盡管,或者僅僅是因為如此”而成為一種“爆發性的內心訴求,只是由於被壓迫太久而不得不釋放”的力量和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