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新生（第4/7頁）

94.面對侵略，中印選擇抵抗革命道路為何有別

1840年，中國遭到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入侵。而在將近100年前，印度在1757年，已經淪為英國的殖民地，到1858年，英國政府直接統治了印度。

當時英國人曾經有過一句豪言，叫“寧願失去印度，也不願意失去莎士比亞”。這句話說得非常紳士，我寧願丟掉印度，也不願丟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是英國大文豪、世界級大文豪，給英國思想、文化、藝術帶來多麽輝煌的東西。但是話說得紳士，實際上英國人是絕對不能容忍印度的丟失。

這種語言行動，實際上就是“寧願失去莎士比亞，也不願失去印度”。這就是理論與實際的巨大差異，話能說得非常漂亮，但實際上不一定能做得如此漂亮。

印度的革命跟中國走了一條不同的道路。

印度民族解放領袖甘地，他的“非暴力不合作”是其中的典型，他跟中國所采取的行動完全不一樣。甘地崇尚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導致他反對一切暴力。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之前，甘地勸告捷克人、波蘭人、猶太人，不要反抗法西斯納粹，只要不合作就行，因為他在印度推行的就是不合作。“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怎麽打我都行，反正我就是不合作，我也不反抗。他的這種理論在印度可能行得通，但拿去勸告捷克人、波蘭人、猶太人，萬萬不行。

1936年，甘地曾經還接受過中國國民黨元老戴季陶的訪問。當時在中國，局部的抗日已經開始，甘地認為中國正在進行抗日作戰，違背非暴力主張。甘地當時這麽說：“從一個非暴力者的角度來看，我必須說，以一個擁有4億人口的中國，對付一個開化的日本，還不得不以與日本人同樣的手段來抵抗日本侵略，我認為這是不適當的。”他還說，“假如中國人有了我這樣非暴力的概念，就不需要用日本一樣的毀滅手段。”

當然，我們非常尊重甘地的偉大人格，非常尊重甘地那種自我約束、自我犧牲的美德，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注意到，真理往前再多邁一步，就是謬誤。當甘地把自己的“非暴力不合作”絕對化，認為是世間解決一切矛盾、紛爭、戰爭、屠殺的靈丹妙藥時，另一種謬誤也就產生了。

實際上，甘地這樣的人物，大英帝國的殖民者也是難以容忍的，盡管他主張“非暴力不合作”。在30多年時間裏，英國人把甘地12次抓進監獄，他幾乎就在監獄裏度過了整個後半生。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在印度的整個民族解放中，實際上作用並不像後來宣傳的那麽重大。

再回過頭來看，英國哪有一點兒“寧願丟掉印度，也不願丟掉莎士比亞”的紳士風度？他們一點兒風度都沒有。把這麽一個“非暴力”分子在監獄裏幾乎關了後半生，這是莎士比亞的風度嗎？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來，印度追求民族獨立的解放鬥爭中，它的選擇跟中國是不一樣的。

95.日本選擇脫亞入歐，區別中國抵抗運動

當中國正在不停地嘗試選擇道路的時候，印度在民族英雄甘地的領導下，選擇了“非暴力不合作”的道路，而日本，則選擇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

日本最初跟中國和印度是一樣的，它也是一個被侵略的國家。1840年中國遭鴉片戰爭入侵，日本晚了13年。1853年，美國海軍東印度艦隊司令佩裏率領四艘軍艦強行闖入日本浦賀港，要求談判通商，否則動武，日本沒有辦法。1854年，美國強迫日本簽訂第一個不平等條約《神奈川條約》，即《安政條約》。

此後，日本與中國一樣，一發而不可收。1855年，俄國強迫日本簽訂《下田條約》；1856年，荷蘭強迫日本簽署《和親條約》；1857年和1858年，美國又與日本簽訂兩個所謂的《通商友好條約》，不僅奪得了租界和領事裁判權，而且剝奪了日本的關稅自主權；1860年以後，英國也強迫日本簽訂不平等條約；1863年至1864年，美、英、法、荷四國組成聯合艦隊，炮擊日本下關，勒索戰爭賠款，控制日本關稅，取得在日本的駐兵權。

日本的命運最初與中國完全一樣，從這一點看，東方的整個革命所發生的背景，印度、日本、中國這些國家民族最初遭遇的命運都一樣，從當時的東方看，沒有哪一個國家沒有被入侵，沒有哪一個國家沒有簽訂過不平等條約。但走的方法、道路完全不一樣。

當中國選擇了“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的時候，印度選擇了“非暴力不合作”，日本則選擇了“脫亞入歐”。

日本在簽訂了大量喪權辱國條約的基礎上，總結出了經驗：絕對不能跟亞洲這些國家再混在一起，不能跟朝鮮，不能跟中國，不能跟東南亞，不能跟菲律賓，跟誰都不行，要自己走。“莫如與其脫離關系，而與西洋文明共進退。”“支那和朝鮮是日本的鄰國，同它們打交道，用不著特別客氣，完全可以模仿西洋人的方式處理。”這是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