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新生（第2/7頁）

86 000紅軍開始長征，湘江之戰後，紅軍減到3萬余人，減了大半；四渡赤水之後，到過金沙江之前，紅軍人數又減一半，減到了兩萬人。這是個非常困難的時期。

一直到了1935年4月，中央軍委決定，爭取迅速渡過金沙江，占領川西，消滅敵人，建立川西根據地。這時候紅軍的戰略方針再次出現重大的轉變。從江西出發就不斷尋找北上的途徑，一直走到了西南邊陲，終於找到了北上的途徑，就是突破金沙江，北渡大渡河。這是紅軍歷盡了艱難困苦後的選擇。

而1935年6月，一、四方面軍會合，召開兩河口會議。一、四方面軍討論會合之後的戰略方針。兩河口會議，采納了周恩來所提出來的赤化川陜甘的提議。會議記錄在最後寫道：全體通過恩來的戰略方針。

赤化川陜甘，就非常明確地提出了北上的問題。這是第一次非常明確地在中央會議上記錄下來。但是到了9月，由於一、四方面軍分裂，張國燾率領四方面軍及一方面軍的一部分，獨自南下，毛澤東則率領少部分人北上。

發生分裂之後，北上的中央紅軍召開俄界會議。毛澤東在俄界會議上講，我們本來應該像恩來建議的，建立川陜甘根據地，但是，現在只有一方面軍的主力北上，只剩7000人，人數太少，那麽現在怎麽辦？毛澤東講，現在建立川陜甘蘇區已經不可能了，只有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一個根據地，將來往東發展。這是俄界會議的決議。

俄界會議的決議實際上把兩河口會議的決議又放棄了。

確定去陜北根據地的會議，是9月27日的榜羅鎮會議，榜羅鎮會議之前，毛澤東查閱繳獲的當地郵局的報紙，通過報紙上閻錫山的講話，終於發現：陜北還有一塊根據地。毛澤東看了消息之後，迅速地修改了在俄界會議確定的“首先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一個根據地”的設想，提出到陜北去，在陜北建立根據地，保衛擴大革命的根據地，以陜北蘇區來領導全國的革命。

回顧整個長征過程，可以看出來，這就叫“艱難困苦，玉汝於成”。

從1934年10月10日長征開始，戰略目標不斷轉移，從最初考慮到湘鄂西，到黎平會議的川黔邊區，到遵義會議的川西北，到紮西會議的雲貴川邊，到兩河口會議的川陜甘，到俄界會議的與蘇聯接近的地方，一直到榜羅鎮會議，最終確定為陜北。這是紅軍的隊伍，一路硝煙，一路烈火，撞得頭破血流，最後終於在夾縫之中，發現了這麽一個根據地。紅軍長征一年來，經過無數犧牲奮鬥，和不懈地實踐與探索，戰略目標的選擇，最終完成。

所以說，紅軍長征的戰略目標，並不是一開始就確定要到陜北建立根據地，是歷盡艱難，經過無數犧牲，不懈地實踐和探索，最終在不斷地選擇變化之中，完成了最終的戰略目標選擇。而在脫離了根據地一年後，長途跋涉二萬五千裏的中央紅軍終於找到了根據地。

這是歷盡艱難選擇的結果。所以說，中國革命的勝利，它不是一個神靈的預言，不是來自於神機妙算，而是來自於艱苦卓絕的實踐，不屈不撓，任何情況下，絕不放棄。從這一點上，就像一個作者所講的，他說國民黨無疑有好故事，但共產黨的故事，肯定更好。國民黨打了敗仗就散，共產黨打了敗仗也不散，繼續艱苦奮鬥，最後玉汝於成。這話講得是非常正確的。

1986年，索爾茲伯裏在中國與美國同時出版了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翻譯為《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這位美國老人以76歲高齡跋涉1萬多公裏，完成了對中國工農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的尋訪，寫出了這本書，成為繼斯諾《紅星照耀的中國》之後，又一部介紹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書籍。

索爾茲伯裏在序言裏的最後一句話是：“閱讀長征的故事將使人們再次認識到，人類的精神一旦被喚起，其威力是無窮無盡的。”

其所言極是。你可以忘記中央紅軍縱橫十一省區，行程二萬五千裏，一路硝煙，一路戰火；可以忘記不盡的高山大河，狹道天險，國民黨數十萬大軍左跟右隨，圍追堵截；可以忘記革命隊伍內部爭論與妥協，彌合與分裂，但這一點你將很難忘懷：長征所展示的足以照射千秋萬代的不死精神與非凡氣概。

不屈不撓的工農紅軍。

不屈不撓的共產黨人。

不屈不撓的解放事業。

不屈不撓的中華民族。

有許多時候我想，如果沒有艱苦卓絕的五次反“圍剿”，如果沒有驚天動地的二萬五千裏長征，我們的今天又是什麽樣的？中華民族是否可能探測到這樣的時代寬度和歷史深度？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能否獲得今天這樣的世界性號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