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八十四章 放在大明這得淩遲（第2/5頁）

將來沈樹人自會應對和處置。

當然，僅限於維護大明律在經濟部分的“祖宗之法”的，如果是維護經濟以外的祖宗之法，也可能是正人君子，沈樹人當然不會公報私仇。

等到北京城破之後，那些死抱著大明經濟法的卑鄙言官，自然會雞犬不留。

……

一番部署，前後花了四五天時間。

到十一月二十五這天，方以智那邊，總算粗略做好了幾件工作。

一方面，是把未來需要教導安置流民突擊認識的字，給篩選出來了。

姓氏部分，因為光百家姓有四百多個字了，全認肯定不可能，就挑最常見的近百個認，然後每個人自己姓什麽，親近家人姓什麽，再挑十幾個認。

永佃權契約的格式合同，也整理了出來。

最後，方以智還讓主管刑獄的官員，這幾天突擊找到了一堆案例，

不過因為時間和距離的關系，暫時沒法找嶽陽常德長沙那邊的案例，所以找到的都是武昌府本地，尤其大冶縣周邊的劣紳刁民。

劣紳的劣跡，當然是以“欺騙良民在興修水利上出力，出完力後又用其他承諾給更高地租的農民，頂替在修水利時出了力的農民的佃租權”為主。

而刁民的劣跡，當然是破壞性開墾，尤其是一些屢犯、流竄式、詐騙式破壞性開墾的流民，把一處地種幾年種爛了，就提桶跑路的——

這方面沈樹人已經很慎重了，如果僅僅是破壞性開墾，不作為地放任灌溉設施年久失修，那也不能懲罰人家，說不定人家只是比較懶呢？

任何時候，懶惰本身都不是該被治重罪的情形，大明好歹也發展到文明時代了，不能跟商鞅時那麽搞（商鞅時代就比較嚴酷了，破壞性開墾、破壞農田可持續性的，也都可以治罪砍手砍腳。再往前還能‘棄灰於道’剁手呢，就是在馬路上亂丟垃圾就剁手）

所以，沈樹人嚴密加上了累犯、流竄式作案這個先決條件。

如果一個人不累犯，不流竄，就說明他只是純懶，可能他種自己的田也這麽懶。

流竄式累犯作案的，才說明這人“種自己的田時不懶，不搞破壞。只是在種產權屬於別人的田時，才特別懶，故意使壞”，主觀惡性是完全不同的。

沈樹人也一碗水端平，兩邊都抓了幾十個，準備到時候示眾，再借機宣傳新法，加深大冶這邊數萬礦工和鋼鐵工人的印象，讓他們將來好口口相傳，宣揚沈撫台的嚴厲政策。

事到臨頭，沈樹人唯一的顧慮，還是怕就為這些目的便殺人，有些說不過去——他倒不是怕迂腐言官彈劾，而是他自己都覺得有點重刑主義了。

不過，方以智幫他張羅了這麽幾天，最後臨門一腳時，倒是完全不覺得這有什麽問題。

他拿出儒家春秋決獄、以社會影響惡性來加重或減輕刑罰的思想，跟沈樹人掰扯了一下，試圖證明“只要形成了惡劣社會影響，甚至激起了一方百姓學壞，那麽本身事情不大，斬首也是沒問題的”。

而在方以智看來，這些人帶頭刁鉆，帶壞了一方百姓，把陜西那邊破壞式開墾撈小便宜竭澤而漁的劣習帶過來，帶壞了一方民風，就憑這一點，怎麽不能斬首？

沈樹人自從當官後，對大明律了解還真不算多，也沒一直學習。聽了方以智這番話，他也是略感新奇，學到了不少東西。

“我《大明律》裏，本來就允許這樣、因為社會影響的惡劣、帶壞了社會風氣，就在原本的刑罰上，額外無限制加重的麽？”沈樹人請教時，都有點心虛。

方以智卻不愧是學霸，斬釘截鐵就給出了答案：“當然，自古春秋決獄，論心定罪的原則，就沒有改過，從《唐律疏議》到宋、明，這個思路是一致的。

具體到法條，我大明有很多具體的罪行，在量刑時，也都是準照‘社會風氣惡行’酌情加重減輕刑罰的。

采生折割的罪名總學過吧？這采生折割在我大明律裏就允許淩遲，至少也是剮八刀，多的還有十六刀最多六十四刀，你可知為何判得這麽重麽？”

沈樹人一愣，方以智提到的這個知識點，他還真不知道。

當然了，采生折割這個名詞，這個罪名，他是知道的，就是把正常人（一般是小孩或少年）手腳打斷、打成殘疾人，然後逼著殘疾人去乞討，騙取別人的同情好多施舍點錢。

這種事情，明清兩朝都是重罪，可以淩遲。

但沈樹人還真沒想過，為什麽能判這麽重——哪怕是謀殺的罪名，殺了好幾個人，也未必會被淩遲。

他便虛心求問：“這還真不清楚，我也一直覺得采生折割淩遲判得有點重了。”

方以智卻無奈地搖搖頭：“這事兒的關鍵，不在於讓四肢健全的人嚴重殘疾、手法殘忍。更關鍵的是，會破壞一地百姓的同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