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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瓦爾德馬斯。”卡濟米爾說，我們為瓦爾德馬斯幹了一杯。他是組裏的一個成員，五年前犧牲了。貝拉拿起勃蘭特的杯子也喝了一口，她是單獨喝的，眼睛還從杯沿上方瞅著我。“瓦爾德馬斯。”她輕聲說道，那嚴肅的神情和她的笑容一樣讓人著迷。她認識瓦爾德馬斯嗎？難道他也是她的情人？還是說，她只不過是在向一個為事業英勇犧牲的同胞致敬？

不過，我還得和你多講講瓦爾德馬斯的事——不是關於他有沒有和貝拉上床，也不是關於他是怎麽死的，因為誰都不清楚。大家唯一知道的就是瓦爾德馬斯被送到岸上，從此再也沒了消息。有人說他設法吞下了自殺藥丸；還有人說他跟保鏢下了命令，一旦中了敵人的埋伏就開槍把他打死。可是連保鏢也沒影了。在那個被組員們稱為“背叛的秋天”的時期，失蹤的人還不止瓦爾德馬斯一個。接下來的幾個月又犧牲了四個拉脫維亞人——我們按著犧牲日子的順序一個個向英雄們敬了酒——他們也是在同一個厄運連連的時期莫名其妙地送了命。現在情報部確信，他們沒被送到森林中的遊擊隊，沒被送到海灘上忠實可靠的接應人員那裏，而是被直接送到了莫斯科中心拉脫維亞地區行動主管的手中。即使當年我們在出事的同時小心謹慎地組建起了新的情報網，五年後這些背叛的陰影還縈繞在幸存者的心頭，就像海頓不厭其煩地警告我時說的那樣。

“那可是一幫粗心大意的家夥，”他和平常一樣傲慢無禮地說道，“不粗心大意的時候，他們就跟你陽奉陰違。北歐人看著遲鈍，跟你拍起肩膀來熱情得很，可別被他們騙了。”

我一面回想著海頓的這些話，一面繼續在心裏掂量著貝拉。聽我們說話的時候，她時而用拳頭支著腦袋，時而把腦袋枕在勃蘭特的胳膊上，仿佛在替邊謀劃事情邊喝酒的勃蘭特想心事。但她那雙明亮的大眼睛卻總是瞅著我，打量著我這個被派來左右他們生活的英國佬。偶爾她也會像一只暖和了的貓那樣從勃蘭特身上掙脫，慢悠悠地梳理一番自己，換個姿勢交叉起雙腿，整理一下短褲好穿得更舒服些，把一綹頭發編成辮子，或者是把掛在雙乳之間的金質護身符掏出來，翻來覆去地仔細看。我留心觀察貝拉和其他船員之間有沒有勾勾搭搭的跡象，但很顯然勃蘭特的這個妞簡直是片聖地。就連性格熱情奔放的卡濟米爾，跟貝拉說話時臉上都會變得很嚴肅。她又去拿了瓶酒，回到房間時往我身旁一坐，拿起我的手擱在桌上攤開掌心，一邊細細地看，一邊用拉脫維亞語和勃蘭特說話。勃蘭特猛地哈哈大笑起來，其他人也跟著笑了。

“知道她在說什麽嗎？”

“恐怕不知道。”

“她說，英國佬會是個好老公。如果我死了，她就要跟你過！”

她爬回勃蘭特身邊，邊笑邊扭著身子拱進了他的懷裏。這之後她沒再看我。好像是用不著再看了。於是我也把視線從她身上轉開，盡職盡責地回想著她的身世，那是勃蘭特上校向倫敦站匯報的情況。

勃蘭特說，貝拉是葉爾加瓦76附近農村裏一個農民的女兒。有一回秘密警察偷襲了拉脫維亞愛國人士的秘密集會，她的父親被開槍打死，他是那個組織的創始人之一。警察也想把貝拉打死，但她逃進了森林，跟一夥遊擊隊和亡命之徒混在一起。那幫人傳來傳去地玩了她一個夏天，但她似乎並不在意。她走走停停地來到沿海一帶，通過某種我們至今仍不知曉的渠道給勃蘭特帶了話。勃蘭特根本沒事先向倫敦站報告貝拉的情況，就在某個海灘把她接上了船。當時他正要把新招來的一個無線電報務員送上岸，好替下以前那位已經精神崩潰的報務員。無線電報務員在每一個情報網裏都稱得上“歌劇明星”。他們要是不發瘋，就會長帶狀皰疹。

“都是好樣的，”勃蘭特開車送我回城時興高采烈地說，“你喜歡他們嗎？”

“他們都很棒。”我說。這是真心話，要交朋友，沒有比熱愛大海的人更好的了。

“貝拉想和我們一起幹。她想殺掉那些打死她父親的人。我說不行。她太年輕了。我愛她。”

一輪白得刺眼的月亮照耀著平坦的草地，借著月光我看見了他粗獷的側臉，堅毅的神情仿佛是要迎接即將來臨的風暴。

“你認識他，”我說道，假裝是在回憶一件隱約記得的事情，“她的父親，費利克斯。也是你的朋友。”

“我當然認識費利克斯！我跟他好得很！他是個大好人。那幫雜種把他給打死了。”

“當場就死了？”

“他們開槍把他打得稀爛。卡拉什尼科夫沖鋒槍。他們朝所有人開槍。七個人。全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