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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事時有人看到了嗎？”

“有一個人。他看到了，然後就逃走了。”

“屍體呢？”

“秘密警察把屍體拉走了。他們害怕，那幫當警察的也不想惹當地人的麻煩。打死遊擊隊員，把屍體扔進卡車，開著車就滾蛋了。”

“你對他有多了解——我是說貝拉的父親？”

勃蘭特伸出胳膊一揮。“費利克斯？他是我的朋友。在列寧格勒打過仗。在德國當過戰俘。斯大林可不喜歡這樣的人。等這些人從德國回來，他就把他們打發到西伯利亞，或者開槍打死，把他們折磨得夠嗆。問這個幹嗎？”

但倫敦站聽到的故事卻全然不同，盡管當時還只是一種傳言。傳言說，貝拉的父親就是告密者。他是在西伯利亞的勞改營裏被招募的，然後送回拉脫維亞，好打入那些組織。他召集了那次會議，偷偷給主子報了信。遊擊隊員慘遭屠殺的時候，他從後窗爬出去逃走了。作為獎賞，他如今已改名換姓，在基輔當上了一家集體農場的經理。有人認出了他，告訴了別人，別人又告訴了別人。消息來源很微妙，要證實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因此我得到了警告。要提防貝拉。

我還不僅僅是得到了警告。倫敦站的命令讓我深感煩惱。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我又見了貝拉幾次，每一次我都必須把自己的印象記在會面記錄單上，倫敦站當時堅持要我見到貝拉一次就記錄一次。我和勃蘭特在安全公寓碰了一次頭，結果他把貝拉也帶來了，這讓我很吃驚。她在城裏待了一天，他說。他們正準備一起回農場，這有什麽要緊的？

“放心。她不會說英語。”勃蘭特看出我有點不安，笑著提醒我說。

於是我三言兩語地說了我們的事情，貝拉歪在沙發上，笑盈盈地睜著一雙妙目聽我們說話，不過主要是在聽我說。

“我的姑娘可在學習呢，”我們準備分手的時候，勃蘭特驕傲地告訴我，“總有一天她會成為大教授。Nicht wahr 77，貝拉？Du wirst ein ganz grosser Professor, du！78”

一個星期之後，為慎重起見，我到雛菊號在布蘭肯尼斯的停泊地看了看，卻發現貝拉也在那兒，穿著短褲，光著腳在甲板上蹦蹦跳跳，好像我們準備乘船去地中海漫遊似的。

“我的天哪。我們不能讓女人上船。倫敦那邊會瘋掉的，”當天晚上我對勃蘭特說，“船員們也會發瘋。你知道，他們對船上有女人的事都迷信得很。你自己也是一樣。”

勃蘭特壓根沒理會我的話。他說，我的前任都沒有反對，我幹嗎要反對呢？

“貝拉能讓小夥子們開心，”他堅持說，“她是家裏人啊，內德，還是個孩子。對他們來說貝拉就像家人一樣，沒事的！”

後來我查看档案的時候，發現他只說對了一半。我的前任是個海軍二副，他曾在報告中稱貝拉對雛菊號“很感興趣”，甚至還說她就像是“船上的吉祥物，發揮著良好的影響”。我仔細閱讀了他對雛菊號最近幾次執行的任務的報告，這才意識到他們出航時貝拉都在碼頭邊揮手送行——毫無疑問，他們安全返航時貝拉肯定也會招手歡迎。

當然了，行動的安全性始終是相對而言的。我從沒想過勃蘭特這個組織中的一切都會按照沙拉特教的規則來運行。我知道，在總部那種封閉的環境下，人們很容易把沙拉特那套復雜至極的代號、暗號和接頭人體系與前方的現實生活混為一談。地處劍橋的圓場是一回事。一群脾氣火爆、時刻冒著生命危險的波羅的海愛國者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盡管如此，我們行動的核心圈子裏存在著一個未經審核、沒有被招募的隨行人員，她還知道我們的計劃和談話，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何況這一切都發生在五年前那些背叛事件的陰影之中。我感覺我越是擔心這個情況，勃蘭特就越來越寵愛那姑娘，簡直把自己當成了她的所有者。我在場的時候，他對貝拉的親昵表示就越來越沒完沒了，愛撫的動作也更露骨。“很典型，這就是上了年紀的男人迷上了小姑娘。”我向倫敦方面報告說，好像我自己見過許多類似的例子一樣。

與此同時，雛菊號的一項新任務正在籌劃之中，任務的目的稍後會告知我們。每星期有兩到三次，我都得開車到農莊去，天黑以後到達，然後在桌旁一坐幾個鐘頭，和大家一起研究航海圖、氣象圖和最新的海岸情況觀察公報。有時候全體船員都會過來，有時候只是我們三個。對勃蘭特來說，人多人少沒什麽區別。他把貝拉緊緊摟在懷裏，兩個人仿佛是在因為持續不斷的狂喜而陣陣顫抖。他撫弄著她的頭發和脖子，有一次還忘情地把手伸進襯衫托住她赤裸的乳房，久久地親吻著她。盡管我碰到這些令人心煩意亂的場景時都會謹慎地轉開視線，但在我眼中徘徊不去的總是貝拉凝視我的眼神，好像在對我說，她寧願愛撫著她的人是我，而不是勃蘭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