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親愛的顧問（第2/3頁）

當下我決定第三度與芬南太太約談。她精神崩潰，供認自己一直為丈夫擔當情報員，而她丈夫五年前在假期滑雪時被弗雷收歸旗下。她自己勉為其難地摻和其中，既是出於對丈夫的忠誠，又是為了避免他在從事情報工作過程中掉以輕心。弗雷在公園已見過芬南與我交談。他臆斷我仍在從事情報工作，並由此推測芬南若非被人懷疑，即在充當雙面間諜。他指使蒙特了斷芬南，迫使其妻串通作假，並不許走漏風聲。她甚至要就著丈夫的簽名樣本，在其打字機上打出自殺遺書。

她把丈夫取得的情報傳給蒙特的方式十分重要。她將筆記與文件副本放在樂譜袋內，帶到劇院。蒙特捎上一個相似的袋子，內藏鈔票與指令，就跟芬南太太一樣，放在存包處。他們只需要交換存包處票據即可。蒙特未能在適才提及的那天晚上現身劇院，芬南太太便依照老規矩，把票據寄到海格特的指定地點。她為了趕上從韋布裏奇發出的最後一趟派件，離開了劇院。當天晚上稍後，蒙特要拿樂譜袋，她便告知他自己的所作所為。蒙特堅持當晚取走樂譜袋，因為他不想再跑一趟韋布裏奇。

當我次日早晨詢問芬南太太之時，其中一個問題（關於8：30的電話）讓她十分警覺，於是給蒙特打了電話。這導致當天稍後我遭到襲擊。

芬南太太給了我地址與電話號碼，這是她用以聯系蒙特的——對此人，她只知道假名是弗雷提格。這兩個訊息都指向一名歐洲航空公司飛行員的公寓，這個人經常款待蒙特，當他有需要時，還會給他提供膳宿。這個飛行員（可假定為東德情報組織的一名信使）自1月5日後，再也沒有回到這個國家。

這便是芬南太太揭露出的全部內幕，但在某種意義上，推論不出任何結果。間諜死了，他的兇手也消失了。能做的只有評估損失。在這種情況下，外交部開通了一個官方渠道，並指派菲利克斯·塔芬納先生對外交部那些涉嫌泄密的文件進行估算。這包括芬南自被弗雷招募後接觸過的所有文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機密文件並非系統性地被獲取。芬南抽取的機密文件均是他職務範圍內所直接相關的。在過去的六個月裏，他接觸敏感文件的權限被大幅提升，卻沒有把任何涉密文件帶回家。這段時期他帶回的文件無一例外是低級的，而且涉及的一些內容已經超出他的工作範疇。這跟芬南作為一名情報員的身份不相吻合。不管怎樣，很可能他已經對自己的工作失去了熱忱，而他邀我共進午餐正是邁出了坦白的第一步。心中有此想法，他便可能寫出匿名信，設計讓自己得以接觸局裏。

這時候應該提及之後發生的兩件事。其一，通過虛假的名號以及偽造的護照，蒙特在芬南太太說出真相那晚乘坐飛機出國。他躲過了機場管理局的注意，卻被空姐憑記憶認出。其二，芬南在日記裏記下戴爾特·弗雷的全名以及電話號碼——這是從事諜報活動最基本的規則中最不可容忍的漏洞。

很難理解為何蒙特謀殺斯卡爾後會在倫敦等上三個星期，更難的是面對那些顯然未經籌劃、盲目選擇的文件，如何將芬南的活動與他妻子的講述對接起來。再度檢視這些事實，只能夠反復得出一個結論：芬南是情報員的惟一證據來自其妻子。若事實正如她所言，為何在蒙特與弗雷決計清除所有掌握重要內情之人時，她還能活命？

另一方面，她是否正是一名情報員呢？

如果是，那就能解釋蒙特離開的日子了：一旦芬南太太說我已聽信她精心布設的陳詞，他的疑慮即被打消，繼而立馬離開。這也能解釋芬南日記裏的條目：弗雷是在滑雪中偶然認識的人，並且恰好要去威利斯頓走一趟。這樣芬南對文件的選擇便能說通了——假如芬南每次都是故意選取非機密文件，而他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涉密的，那麽惟一的解釋便是：他開始懷疑自己的妻子了。因此到馬洛的邀請信，自然而然地在前一天我倆碰面後送到。芬南決定向我吐露他的看法，並為此請了一天假——這件事他的妻子顯然並不知情。這同樣解釋了為什麽芬南要通過匿名信來告發自己：他希望能跟我們取得聯系，以此作為揭發妻子的第一步。

繼續推測下去，值得關注的是，在諜報技術方面，芬南太太自己一個人便能做到高效而細致。她和蒙特對技術的運用讓人回想起戰時的弗雷。制定若無法會面便將存包處票據寄出去的後備方案也正是他打算周密的風格。看來芬南太太把事情辦了個滴水不漏，簡直無法與她自稱不情願地成為變節丈夫的同行者之說相聯系。

順著邏輯看，即便芬南太太現在被懷疑為情報員，也沒有理由相信她對芬南被殺當晚所作的解釋必然不對。要是她知道蒙特有謀殺自己丈夫的意圖，那她便不會帶著樂譜袋去劇院，也不會把存包處票據郵寄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