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不體面的俱樂部（第3/4頁）

“事後我想了想，顯然我意識到蓋世太保是不會逮捕學校裏當紅的學生的。我忘了自己還要坐車，折回城鎮，在電話簿裏找他父母的地址。我知道他父親以前是當醫生的，要找到並不難。我去了他家，只有他母親在。他父親已經死在集中營了。她不是很想談論戴爾特，表現得好像他並沒有去猶太人監獄，而是去了普通的那種，僅僅在表面上說是‘修整時期’。她覺得兒子三個月就能放回來了。我假裝給他留了個口信，說他還有幾本書在我那裏，要是他能給我打個電話，我會很樂意還他的。

“1939年那些事恐怕是把我給打敗了，因為我相信自己沒再多想過戴爾特。沒過多久，當我從德累斯頓回來後，軍情局讓我回英國。我收拾好行李，兩天之內便回到倫敦，發現這裏陷入了騷亂。我領了一個新任務，需要做好充分準備，還要做簡單報告以及新人培訓。我準備立馬動身去歐洲，起用德國那些沒有實戰經驗的情報員，招募他們本來就是為了應付這種緊急事件的。我開始記熟那十來個名字和地址。你可以想像當我發現戴爾特·弗雷榜上有名時的反應。

“我查看他的档案，發現他幾乎是毛遂自薦的，直接闖到德累斯頓的領事館，質問為什麽沒有人去制止對猶太人的迫害，連舉手之勞都不願意。”史邁利說到這便自己笑了起來，“戴爾特很能讓其他人聽他的話去做事。”他迅速地瞥了一眼曼德爾和吉勒姆。他們兩人都把視線牢牢鎖在他身上。

“我想我的第一反應就是慪氣。那男孩就在我眼前，但我就是沒覺得他是合適人選——德累斯頓那家夥想打什麽小算盤啊？然後我就被告誡說這個喜歡煽風點火的家夥得由我來負責，他那沖動的性子可真會讓我跟其他人賠上性命。盡管我的樣貌跟掩護身份都有一點點改變，但我顯然應該以學校裏那個普通的喬治·史邁利的身份跟他打個招呼，這樣他就會把我捧到天上去了。這個開頭糟糕透頂，我半下決心，搭建社交網絡時把戴爾特排除在外。在這件事上我判斷錯了。他是個出色的特工。

“他仍是不遮不掩地誇誇其談，卻很有技巧地化用為一種虛實結合的詐騙術。因為殘疾，特務機構沒有讓他進去，但是他自己在鐵路部門找到了一份文職工作。不用多久，他就排除萬難，坐上了一個有實權的位置，截獲了很多非常有價值的信息，比如部隊派遣和軍火運輸的目的地和時間等方面的詳情。自此之後，他就能匯報投彈的成效了，還能精確查明關鍵目標。他是個非常厲害的指揮員，我覺得正是這個專長救了他。他在鐵道部門做得很好，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從早到晚都忙個不停，幾乎沒有任何汙點。因為表現傑出，他們甚至給他頒發了市民勛章，我看，蓋世太保是因為這個，而很識時務地把他的档案扔掉了。

“戴爾特有一套跟浮士德看法一樣的理論。自己一個人悶著頭想是沒有用的。你必須要把想法有效地付諸實踐才行。他經常說人類最大的錯誤就是區分靈與肉：如果規定沒有被踐行，那麽它就不存在。他老是引用克萊斯特51的話：‘假如所有眼珠子都是用綠玻璃做的，又假如所有看似白色的東西其實都是綠色的，那麽誰更聰明一些呢？’諸如此類的話。

“就像我說的那樣，戴爾特是一個出色的情報員。他甚至能做到在適宜飛行的晚上為轟炸機安排運送特定物資這一步。他有自己的辦法——那種能夠勝任情報工作的天賦。想像這種局面還能延續下去似乎是很荒唐的，我們投彈的範圍總是非常廣，要是把這些工作全都交托給一個有二心的人，那是很幼稚的——更不用說戴爾特這種人還掛著藏不住話的臭名聲。

“需要我去跟他打交道的那部分工作挺簡單的。戴爾特跟以前一樣需要到處跑——他有一份特殊的護照可以暢通無阻。跟其他情報員相比，我們的通訊就是兒戲。我們會時不時地碰個面，在咖啡館裏說上幾句，或者他會開公家的車來接我，載我沿著主幹道開上六七十哩，裝成送我一程的樣子。但更多的是，我們乘坐同一列車，然後在過道裏交換公文包，或者到劇院存包，然後交換存包處的票據。他很少會給我傳遞命令的原始文件，而只給復寫版。他會讓秘書做很多事——他會叫秘書專門做好收集工作，好讓他每隔三個月便能在午飯時間把文件都倒進公文包，以作‘銷毀’。

“好了，到1943年，我被召回來。我猜那個時候我做生意的掩護身份不太行了，而且我也已經變得有點過氣了。”說到這裏，他從吉勒姆的盒子裏取了一根香煙。

“但不要把戴爾特給忘了，”他說，“他是我最好的情報員，但不是惟一的一個。我自己有非常多令人頭痛的事情——跟其他事相比，管他還是很輕松愉快的。戰爭結束之後，我從繼任者身上打探戴爾特以及其他人的遭遇。他們有些人在澳大利亞和加拿大重新安定下來，有些人就慢慢回到破敗的家鄉。根據我的推測，戴爾特拿不定主意。俄國人還待在德累斯頓，毫無疑問，他放心不下。最後他還是回去了——他真是只能走這一步了，因為他母親的原因。無論如何，他討厭美國人。而且，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