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不體面的俱樂部

曼德爾看到史邁利穿戴整齊地坐在扶手椅上，彼得·吉勒姆則在床上躺了個四仰八叉，手上隨便地抓著一個淡綠色的文件夾。外面，天色黑漆漆的，陰森可怖。

“第三個兇手進屋了。”吉勒姆一見曼德爾進門便說。曼德爾坐在床尾，愉悅地向臉色蒼白、神情沮喪的史邁利點點頭。

“恭喜恭喜。見到你恢復健康我就開心了。”

“謝了。我恐怕你要真看到我站起來，就不會這樣恭喜我了。我跟病貓一樣弱。”

“他們什麽時候放你走？”

“我不知道他們什麽時候肯讓我出院——”

“你沒問？”

“沒有。”

“好吧，你最好還是問問。我有消息要跟你說。我還沒搞清楚，但我相信這還是有價值的。”

“又來了，又來了，”吉勒姆說，“每個人都有消息告訴其他人。真是令人振奮。喬治一直在看我的家庭照片”——他稍稍揚了揚綠文件夾——“然後把所有老友都認了出來。”

曼德爾聽得摸不著北，就沒去理會。史邁利插話了：“明天晚上吃飯的時候我再跟你說。明早我就出院，不管他們怎麽說。我覺得我們已經找到了兇手，還發現不少東西。現在呢，還是聽聽你挖到的消息吧。”他的眼神裏沒有成功的喜悅。只有憂慮。

史邁利所屬俱樂部的會員資格並不被那些裝點《名人錄》的名流青睞。其創始者是離棄了小卡爾頓俱樂部的年輕人斯蒂德-阿斯普雷，他曾在一名南非主教的審訊中因為褻瀆神明而被內政大臣驅逐。他說服之前在牛津時的房東離開她在霍裏威爾的安靜房子，到曼徹斯特廣場接管兩個房間和一個地下室，這是一名富有的親戚交由他任意處置的。那裏一度有40名會員，每個人一年支付50幾尼47。後來剩下31個人。那裏沒有女人，沒有規矩，沒有內政大臣，沒有主教。你可以帶著三明治去買一瓶啤酒，你也可以只帶著三明治，什麽都不買。只要你還算清醒，而且只管自己的事，那就沒人會在意你穿什麽，說什麽，或者把誰帶在身邊。斯特基恩夫人不再在吧台打下手，或者幫人把排骨端到地下室的火爐前，而是舒舒服服地負責兩名邊防軍團退休中士的起居生活。

大部分會員自然都跟身處牛津的史邁利年紀相仿。這個俱樂部向來只為一代人提供服務，這樣它便會跟會員一同步入暮年，走向死亡。戰爭把賈比迪和其他人的性命奪走，但沒有任何人提議招攬新成員。此外，這個場地如今已經歸他們所有，斯特基恩夫人的晚年也已經被安頓好，而俱樂部本身也不負有任何債務。

那是星期六的一個晚上，那裏一共只有六個人在。史邁利已經給大家點了餐，桌子已在地下室擺好，明亮的煤火正在磚爐裏燒著。沒有別的人同桌，他們吃的是沙朗牛排和紅酒；外面的雨下個不停。對他們三人而言，那天晚上整個世界一派安寧，令人愉悅，盡管讓他們齊聚一堂的是一件怪異的事情。

“為了讓我即將跟你們說的故事聽起來有意義，”到頭來還是史邁利先開的口，這番言辭主要是對曼德爾說的，“我得先把自己的整個經歷跟你們講講。我是個情報官，這你們都知道——我從一開始就加入了間諜機構，早在卷入白廳強權政治之前。在那段日子裏，我們人手緊缺，工資微薄。在南非和中歐經過常規訓練和試用之後，我接了一份在德國大學講課的活兒，暗中觀察哪些德國年輕人具備特工潛質。”他停了會兒，笑著對曼德爾說：“不好意思，行話扯多了。”曼德爾一本正經地點點頭，史邁利又繼續下去。曼德爾知道他比較愛炫耀，控制不了。

“沒過多久大戰就開始了，那段時間在德國真是糟糕透頂，讓人受不了，簡直要瘋掉。神經錯亂的話才會去跟人接觸。我惟一的選擇就是盡可能隱姓埋名，在政治上和社交上都低調行事，推舉候選人，讓別人去招募。我想趁學生旅遊的時機，帶幾個人到英國去待上一陣兒。我表過態，當我過來的時候，我不會跟軍情局有任何聯系，因為我們並不清楚在那個時候，德國反情報局的效率有多高。我不知道誰被接見過，當然，這樣是再好不過的。我的意思是，說不定我會被曝光。

“我的故事實際上要從1938年說起。夏天的一個晚上，就我自己一個人待在房間裏。那天天氣很不錯，很溫暖，很平靜。那時我們可能還從沒聽說過法西斯主義。我穿著長袖襯衫，坐在靠窗的桌子前做事，但不是很用心，因為那個夜晚實在是太美妙了。”

他停了下來，不知為何有些難為情，於是就擺弄了下紅葡萄酒。他的臉頰泛出兩坨紅暈。雖然他只喝了一點酒，卻感到有點醉醺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