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病房裏的沉思（第2/3頁）

塞繆爾·芬南。新舊世界在他身上融合。地道的猶太人，富有教養，見多識廣，獨立自主，勤奮刻苦並且感覺敏銳；對於史邁利，他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他是時代之子，被迫害，就像艾爾薩那樣，並被驅使從業已移居的德國來到英國的大學。憑借一己之力，他把缺點與偏見撇到一邊，最終進駐外交部。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績，僅僅依靠自己的才智。而要是他在面對俗人做出的決定時有那麽一點驕傲自大，一點不情不願，誰又能責怪他呢？當芬南宣稱自己支持德國分裂時是有些讓人尷尬，但這很快就煙消雲散了，當他開始處理亞洲事務，這件事就沒人記得了。在其他方面，他對過錯寬宏大度，在白廳以及薩裏都受人歡迎。在薩裏，他每周都會花上幾小時投身公益事業。他熱愛滑雪。每年他都會一次性使用所有的休假時間，在瑞士或奧地利待上六個星期。史邁利只去過德國一次，他記得——那是跟他的妻子四年前去的。

在牛津的時候，芬南理應加入左派，這再正常不過了。那是大學共產主義的大好蜜月期，而其理念，天知道是什麽，他心中清楚得很。德意法西斯主義的崛起，日本對中國東北的侵略，西班牙佛朗哥的叛亂，美國經濟的蕭條，特別是反猶太主義在歐洲的席卷——芬南自然要找到一個發泄憤怒與反感的渠道。再說，黨在那時受人尊敬；工黨以及聯合政府的失敗讓許多知識分子相信，光是共產主義便足以替代資本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這就是令人興奮的地方，隨處可見的同仇敵愾以及同志關系一定吸引了好出風頭的芬南，讓他在孤寂中得到慰藉。當時還談到前往西班牙；有些人已經走了，就像劍橋的康福德，一去不復返。

史邁利能夠想像得出芬南那段時期的樣子——反復無常，真誠熱切，就像初學者當中的老手，毫無疑問會給他的同伴帶去真正的磨難。他的父母已經過世——他的銀行家父親富有遠見，在瑞士留有一個小賬戶。錢雖然不多，但是足以供他念完牛津，而且能讓他免遭貧寒之苦。

和芬南的那次面談，史邁利記憶猶新：雖是眾多面談當中的又一次，卻與眾不同。之所以與眾不同，是因為交談方式。芬南的表達非常清晰、快速、不容置疑。“他們最美好的一天，”他曾經說過，“就是礦工來的那天。他們來自朗達42，你也知道，對同志們而言，自由精神隨著他們一同從山上來到這裏。那是一場絕食遊行。團體裏的人似乎沒有想到，那些遊行者是會餓得扛不住的，但我想到了。我們租了一輛貨車，女孩子們燉了湯——燉了很多很多。市場上一個有同情心的屠夫，低價賣給我們好些肉。我們開著貨車出去見他們。他們喝了湯又繼續遊行示威。他們並不是真心喜歡我們，並不信任我們。”他笑了。“他們那麽瘦小——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這個——就跟小精靈一樣，又小又黑。我們希望他們能唱首歌，他們也唱了。但不是為我們唱——是為他們自己唱的。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威爾士人。

“這讓我對自己的種族加深了了解，我覺得——我是猶太人，你知道的。”

史邁利點了點頭。

“當威爾士人離開之後，他們不知道應該怎麽辦。當你夢想成真的時候你會做什麽？他們當時認識到為什麽黨不怎麽在乎知識分子了。我覺得他們大多感到自身的低賤，還覺得羞恥。他們為自己的高床軟枕和舒適居室感到羞恥，為自己的酒足飯飽和漂亮文章感到羞恥，為自己的聰明才智和風趣幽默感到羞恥。他們總是在說凱爾·哈迪43是如何用一截粉筆在采煤場自學速記的，這故事你也知道。他們對自己擁有鉛筆和紙張感到羞恥。但把紙筆就這樣丟到一邊是無濟於事的，對吧？這是我在最後悟出的道理。我想，這就是為什麽我退了黨。”

史邁利想問芬南他自己有什麽感想，但芬南又開始講了起來。他跟他們沒有什麽共同點，他後來明白了這點。他們不是成年人，只是小孩，他們渴望明天便有自由之火、吉普賽音樂以及大同世界，他們騎著白馬穿過比斯開灣，或者帶著孩童般的喜悅，給挨餓的威爾士小精靈買啤酒；這群孩子無法抵擋東方的太陽，只能順從地讓自己蓬亂的頭朝著它轉。他們相互喜愛，而且相信他們熱愛全人類，他們又相互打鬥，相信他們在與世界搏鬥。

很快他便感覺滑稽。對他而言，他們還不如去給士兵織襪子。夢想與現實之間的落差驅使他對二者進行了一番細致考量；他把全副精力投放到哲學與歷史書籍的閱讀上，然後驚訝地發現了存在於馬克思主義渾然理性中的慰藉與平和。他盡情享受這種理性的堅忍，為它的無畏以及對傳統價值觀的學術性顛覆而感到振奮。到頭來，在寂寞歲月中賜予他力量的並不是黨，而是這種哲學，這種要求為不容置疑的信條犧牲一切的哲學，這種使他受辱卻又令他鼓舞的哲學；而當他最後收獲了財富與名望之際，他又痛心地背棄了它們，就如同那是一件珍寶，當他年歲過大時，便不得不將它連同年輕的時光一起，遺留在牛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