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病房裏的沉思

他厭憎病床就如一個溺水者厭憎大海。他討厭被床單束縛著，以致他手腳都無法自如活動。

而且，他痛恨這病房，因為它帶給他一種恐懼感。在門邊有一架手推車，放滿了各種工具，剪刀、繃帶、瓶子，還有讓人生畏的古怪物件，包裹在為上次聖餐儀式準備的白色亞麻布裏。還有高高的水壺，被餐巾包住了半邊身子，豎在那邊就像一只等著撕開獵物內臟的白鷹，而小玻璃壺裏纏繞著的橡膠管就跟蛇一樣。他討厭這裏的一切，而且擔驚受怕。他感覺燥熱，汗流如瀑，又感覺發冷，冷汗裹身，在他的肋骨上如冰冷的血液般緩緩流淌著。日夜更叠，史邁利卻無法辨識。他與睡眠做著無休無止的鬥爭，因為只要他一閉眼，視線便會轉向混亂的大腦；有時候，他沉重的眼皮會拼死合攏，那他就會集中所有力氣撐開眼睛，再次盯著頭頂上搖曳不定的微光。

之後有人打開了百葉窗，冬日陰灰的光線灑了進來，實在是美好的一天。他聽見外面車輛的聲響，知曉自己最終活了下來。

於是，死亡再一次變成了學術問題——一項他要推延到富有時才會用自己的方式償還的債務。有一種奢侈的感覺，幾乎是聖潔的。他的思維驚人的清晰，如同普羅米修斯穿越整個世界般來回漫遊；他在哪兒聽到過“思想從身體上分離出來，統治著文件世界……”這句話來著？只有頭頂上的燈可看，這讓他感到無聊，他希望有更多的東西可以看。他對那些葡萄、蜂巢與花的香味以及巧克力感到膩味。他想要書籍，還有文學雜志；要是他們連書都沒有給他的話，他怎麽才能夠趕得上自己的閱讀進度呢？事實上，他鉆研的十七世紀，並沒有什麽研究成果，也沒有什麽富有創見的評論。

過了三個星期曼德爾才被允許去看望他。他拿著一頂新帽子走了進來，還捎上了一本關於蜜蜂的書。他把帽子放在床尾，把書置於床頭櫃上。他咧開嘴笑了。

“我給你帶了本書，”他開腔了，“講蜜蜂的。這些聰明的小家夥。也許你會感興趣。”

他坐在床沿上：“我整了頂新帽子。挺傻的。慶祝我的退休。”

“噢，對，我都給忘了。你也老不中用咯。”他們都笑了起來，繼而又陷入沉默。

史邁利眯著眼睛：“我現在看不太清楚你。之前那副眼鏡不讓戴。他們要給我弄新的。”他停了停。“你不知道是誰對我下的手吧？”

“說不準。要看情況。有點頭緒了，我想。我了解得不夠多，這就是問題所在。我指的是你的工作。東德鋼鐵代表團有沒有什麽印象？”

“嗯，應該有。它四年前來到這裏，想加入貿易委員會。”

曼德爾跟他講與斯卡爾先生的交談：“……那個人自稱是荷蘭人。斯卡爾要跟他聯系，就只能通過一個報春花電話號碼。我查過戶主了，就是東德鋼鐵代表團，在貝塞茲公園。我派人去打探過。他們已經搬空了。那裏什麽都沒有，家具什麽的，一概不見蹤影。就只有這個電話機，而電話線已經從插座上拔出來了。”

“他們什麽時候走的？”

“1月3日。就是芬南被謀殺那天。”他疑惑地看著史邁利。

史邁利想了會兒，說：“聯系國防部的彼得·吉勒姆，明天帶他來這兒。抓著他領子過來。”

曼德爾拿起帽子，走到了門邊。

“再見，”史邁利說，“謝謝你的書。”

“明天見。”曼德爾說完就走了。

史邁利躺在床上休息。他的頭在發痛。該死，他想，我還沒謝他的蜂蜜呢。這也是福特納姆的。

為什麽早上會有那通電話呢？這件事最讓他困惑不解了。這真荒唐，真的。史邁利認為，在這起案件當中，所有莫名其妙的事裏頭，這是最讓他心焦的。

艾爾薩·芬南的解釋就是癡人說夢，擺明就是不現實的。安恩，那是可能的，她要是樂意的話，能讓傳呼中心整個倒立；但艾爾薩·芬南就不會。她那張警覺、聰明的小臉以及完全獨立的個性當中沒有什麽能夠支持健忘這個說法。她本可以說傳呼中心搞錯了，電話不該是這天打的，扯什麽都好。芬南呢，是的，他確實是健忘的。這是芬南性格中一個奇怪的矛盾，在面談之前就已經是這樣的了。一個癡狂的西部小說迷和一個熱誠的象棋愛好者，一個音樂家和一個業余哲學家，一個沉思者——竟然是健忘的。曾經有過一次大爭論，說他從外交部拿了些機密文件，結果卻是他在回威利斯頓之前，把它們跟自己的《泰晤士報》以及晚報一塊兒放到了公文包裏而已。

艾爾薩·芬南會不會在驚慌中，自作主張把丈夫的責任歸咎到自己身上？又或者是將她丈夫的動機說成她自己的？芬南是否讓傳呼中心提醒他自己一些事情，而艾爾薩把這個動機挪用到自己身上了？那到底芬南有什麽事是需要人家提醒的——還有，他妻子極力掩藏的又是什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