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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麽樣，巴雷失蹤了。除了那兩個人忘記把那輛出租車的號碼記下來以外，誰也不能怪。這兩人一時的疏忽，讓他們全體在事後付出很大的代價。那個時候正是交通高峰時刻，要從河濱大道到武士橋可能要開上一個世紀之久。一直到七點半，奈德才放棄了等待，並且憂心忡忡地走回他的蘇俄司。

九點鐘，當大家都面面相覷、束手無策時，奈德很不情願地宣布司內進入緊急狀況。當然，就範圍來講，那些美國人並不包括在內。奈德像平常一樣冷靜。也許，在潛意識中，他為了要處理這突如其來的危機而顯得格外鎮定，因為布拉克說他在事後就開始打理一些準備工作。他並沒有通知克萊福，但是他後來向我解釋，在目前這種如臨大敵的惡劣氣氛中通知克萊福，無異於發了一張會唱歌的電報給蘭利。

奈德先開車到布魯斯伯裏，在那兒，本單位那些專司竊聽的同仁在羅素廣場下面擁有一間可以自由使用的地下室。他從車庫裏調了一部車，一路開得飛快。當班的監聽人員中，為首的是瑪麗，她年約四十，一天到晚吃個不停。她臉色紅潤，至今尚是小姑獨處。她的嗜好，就我們所知，除了吃，也就只有那些她聽得見卻永遠也摸不著的聲音了。奈德交給她一堆與巴雷有來往的人名單，這些名單都是以前沃爾特從竊聽和監視報告中截取出來的。瑪麗能夠立即把他們網羅到嗎？

瑪麗當然不可能。“奈德，曲解規定是一回事，而要我做一打不法的竊聽又是另一回事，你難道不知道嗎？”

奈德本該表示那幾個竊聽對象已經是在總部現有的許可範圍之內，但是他並沒有這麽做。他在皮姆利柯街打電話找我。我那時剛忙了一天，正預備開一瓶葡萄酒作安慰。我所住的地方是一棟狹小擁擠的公寓，我把窗戶打開好把油煙味放出去。我還記得，為了跟他談話，我還特地把那扇窗戶給關了起來。

從理論上講，竊聽的許可狀是由內政大臣簽發，他若不在，則由他的代理人簽發。但是，也不是說沒有任何伎倆可以規避這項限制，因為他也賦予法律顧問一個特權，可以在緊急的時候動用，不過需在二十四小時之內以書面報告。我胡亂地開了授權狀，並且在上面簽了名，又把瓦斯關掉（我那時候還在炒菜），然後就爬進了一輛出租車。二十分鐘之後，我就把那份授權書交在瑪麗手中了。不到一個小時，與巴雷有聯絡的人就全被網羅到了。

當我做完這些之後心裏怎麽想呢？我想巴雷已經自殺了嗎？不，我不這麽想，他熱愛生命，不到最後關頭他絕不會認命。

但是我認為他也有可能不按牌理出牌。因此，我認為在巴雷身上所能做出的最壞打算，也只不過就是當那位機長宣布他的飛機又回到了蘇聯領空時，他鼓掌叫好而已。

就在同時，布拉克已經說動了警方用緊急廣播呼叫市內的出租車司機們，詢問有無任何一位曾在五點三十分的時候，在舊康普敦街載過一位手拿薩克斯管、身材高瘦的人。當時的目的地是武士橋，但是在車行途中，這位乘客又改變了目的地。還有，他拿的是高音的薩克斯管，尺寸只有中音薩克斯管的二分之一左右。約十點時，那個司機出現了。這輛出租車一開始的時候的確要往武士橋走的，但是，車子開到特拉法加廣場的時候，巴雷突然改變了心意，要那位司機載他去哈雷街。計程表跳到了三鎊，巴雷給了他一張五鎊鈔票，且告訴他不用找了。

在沃爾特的記錄幫助之下，奈德奇跡似的腦筋一轉，找著了他要找的那個人：安德魯·喬治·馬奎第，又名安迪。在我們的記錄中，他曾是個號手，與巴雷仍保持聯絡。三個星期以前住進哈雷街的慈善修女救濟院，底下用鉛筆潦草地標注為編號47A，沃爾特在這張小紙上還加注：馬奎第是灌輸巴雷“人難免一死”觀念的導師。

我仍然記得我當時是如何用雙手握著奈德車子的方向盤。我們到了救濟院，才知道馬奎第已經注射了鎮靜劑。巴雷曾經和他坐了一個小時，他們交談了幾句話。那位剛剛才來值勤的女舍監給了巴雷一杯沒有加牛奶，也沒有加糖的茶。巴雷曾經拿出他的酒瓶，倒了一點兒威士忌在茶裏頭。他曾經邀請那位修女喝威士忌，但是被她拒絕了。他問她是否可以為老安迪奏幾首他最喜歡的歌曲。在獲得她的首肯之後，他輕輕地吹了十分鐘。有幾位修女聚集在走廊上聽他演奏，其中有一位聽出那首曲子就是貝西的《憂郁與感傷》。他留下了電話號碼以及一張一百鎊的支票，給那位在門口擺了鋼制收銀盤、看來像“賭桌上收賭注的人”。那位女舍監也告訴過他，他若願意，隨時可以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