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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不聰明地笑了，並且告訴她說開著捷豹車、頭發烏黑發亮的小夥子也不可能在停車的尺度上有額外的權利。但幽默向來就不是瑪格麗特的專長。

第二天清晨，星期天，克萊福又要求我到場。首先他盤問我前一晚的事情，然後要我對莊尼說清楚一件事情：巴雷到底算不算是我們局裏正式的一員，而如果是的話，是否因加入我們而拋棄過某些權利——譬如說，萬一與我們發生爭執的話，他的合法陳情權利。我說得有些模棱兩可，令他們十分惱火。但是基本上，我的答案是“是的”。是的，他已經放棄了這些權利。或者，說得更確實一點，不管他在法律上有沒有如此權利，我們都可以騙他作此想法。

也許我早先沒有說清楚，莊尼是哈佛法律系畢業的高材生，所以蘭利沒有必要送一堆法律顧問給我們。

下午，巴雷一刻也沒安靜下來。於是，我們就趁著晴朗的天氣，開車到了處女頭那地方，在泰晤士河畔的拖船路上散步。我們返回時，我想可以說巴雷已經作完了報告：對於我們那些分析專家都已經有十足把握的事情，以及他在行動中的遭遇，都被我們以技術上的方法一一查明了。事實上，能夠讓他報告的，實在是所剩無幾了。

巴雷是不是受到我們的憂慮所影響呢？我們盡可能地裝愉快，但是我不得不懷疑那種會要人命的沉滯氣氛到底會不會影響到他。也許，他自己本身就陷在一片迷惑的漩渦和泄氣的沮喪裏，而我們也就跟著他掉了進去。

星期天晚上，我們一起在武士橋吃晚餐。巴雷的態度顯得既溫和又安靜，使奈德認為（其實換了我，也會這麽以為）大可以放心送他回漢普斯德了。

他是住在維多利亞街靠東希斯路的一棟公寓裏。我們在那兒設的監聽崗哨就在這棟公寓的正下方，由一對年輕的夫婦負責。這一戶中原先的住戶已經被我們暫時轉移到別處去。十一點左右，那對夫婦向我們報告，說巴雷獨自在屋裏走動。他們聽得見他走動的聲音，但是看不見他，因為奈德已撤離監視器。他們說，他一直不斷地對自己講話。當他拆開郵件的時候，我們清楚地從監視器上聽到一連串憤慨和詛咒。

奈德對他的這種表現始終無動於衷。他已經讀過巴雷所有的信件，知道其中並沒有什麽好費心去防範的內容。

清晨一點鐘，巴雷打了電話給他在格雷丹的女兒安西雅。

“ig是什麽東西？”

“是愛斯基摩人住的房子，裏面沒有廁所。莫斯科怎麽樣？”

“如果你坐‘泰坦尼克號’橫越大西洋，你會怎麽樣？”

“只能走一半吧。莫斯科怎麽樣？”

“如果你拿袋鼠和羊交配，會生出什麽東西？”

“我是在問你莫斯科到底怎麽樣？”

“像一件毛背心。你那位討厭的丈夫近況如何？”

“他現在睡了，但是睡得不好。你帶到裏斯本的那個俏佳人怎麽樣了？”

“已經雨過天晴了。”

“我想她是蠻認真的。”

“她是，我不是。”

巴雷接著又打了電話給兩個女人，第一個是他的前妻，他仍然對她保有探望的權利，第二位我們手邊並沒有資料。這兩位女人突然接到他的電話，即使有心，也沒有能力給他任何慰藉，因為她們此刻都躺在自己的男人懷中呢！

在一點四十分的時候，這對夫婦報告，巴雷臥房的燈光熄了。奈德總算是放心地去睡了，但是我在自己的公寓中，卻了無睡意。我的腦袋中充滿了對漢娜的回憶，巴雷在武士橋給我的印象亦摻雜其中。我想起了他談及卡佳和她那兩個孩子時的惺惺作態。我把它拿來和我不斷否定對漢娜的愛作比較，我又回到了當年，當我對她的愛已經影響到我前程的那些歲月。漢娜看起來嘴角有些下垂，我每隔五分鐘，就會看到她天真無邪的樣子。她的丈夫如今是否帶著她婆娑起舞？想到這兒，我笑了。我推測，他喜歡擁著她團團轉，我在說這句話的時候，還是應該帶著巴雷那種超脫的口吻才對。說實在的，在我心中，那團秘密的火種已經燃燒到無可救藥的地步。

第二天早晨，巴雷回到他的公司上班，但是他也同意，如果我們有需要他澄清某些疑點的時候，他會在下班回家的途中，去武士橋的那棟房子與我們碰面。這種安排，聽起來好像是太過疏於看住巴雷了，其實不然，因為奈德現在正與十二樓那些人處於嚴重的爭執中，很可能一到晚上，他要是還不讓步，就得面對那些官僚全力的攻擊。

但是就在這時候，巴雷卻失蹤了。

根據監視巴雷的人捎回來的報告，巴雷約在四點四十三分的時候離開了他在諾福克的辦公室，比我們預計的要早了一點。他帶著他的薩克斯管一塊兒離去。維克婁當時正在阿伯克洛比暨布萊爾公司後面的房間裏打一份莫斯科之行的報告，對他的離去毫不知情。但是布拉克的手下，兩個穿著牛仔褲的小夥子跟著巴雷向西沿著河濱大道走去。當巴雷改變心意，他們也跟他一起穿過了蘇荷區，到了一處版權代理常光顧的酒吧。他在那兒待了二十分鐘之後，又帶著他的薩克斯管，氣定神閑地走了出來。他招呼了一輛出租車，這兩個小夥子中有一個當時與他距離接近到可以聽清楚他叫那位司機載他去武士橋。這名幹員通知了布拉克，布拉克又打了電話給當時已經等在武士橋的奈德說：“等著，你的客人已經出發了。”我當時在別的地方，正打著別的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