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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J.C.先是登上了槽谷，隨後攀上了二號營地上方的冰川，在這段漫長的徒步跋涉中只在必要的時候說了幾句話。我們分別陷入了各自的思緒中。

我想到了山上的死亡。巴布因為我們的胡鬧而白白丟了性命，我對他的死感到了真真切切的內疚。此外，我還想起了其他一些發生在登山時的死亡事件，以及我對這些死亡的反應。對於登山時的突然殞命，我並不陌生。

之前我已經說過了，哈佛登山俱樂部一直到去年，也就是1924年才正式成立，可當我於1919年—1923年在哈佛求學期間，每逢假期和閑暇時間，在春天和秋天裏我們幾個人就去附近的昆西采石場登山，到了冬季則會去征服新罕布什爾州的山脈。在登山圈子裏，我們幾個人稱“哈佛登山四人組”。

大學講師亨利・S.霍爾是我們的非正式領隊，我們這支特別登山隊就在他家裏開會，正是此人於1924年組建了哈佛的正式登山俱樂部。我們這個小隊的另外兩名成員是特裏斯・卡特（與我同歲）和艾迪・貝茨，貝茨比我們小一歲，是個討人喜歡的混血兒，堪稱頑強的登山者。個子不高，他登山時會使用膝蓋、手肘和快速移動的腳後跟，登山技術異常嫻熟。

霍爾教授和他那些年紀更大、經驗更豐富的登山夥伴專門攀登加拿大的落基山脈和阿拉斯加的落基山脈，不過攀登後者的時候並不多。在我大學三年級的時候，初秋學校放假，我們四個人去爬了加拿大亞伯達的神廟山，登上了東部山脊——現今這座山脊的攀登難度評級為IV5.7左右。艾迪失足了，拉斷了一根60英尺長、連接著他、特斯裏和我的繩子，不幸摔死了。我們並沒有做保護，艾迪摔下來得非常突然，而且是垂直落下，如果不是繩子斷了，我和特裏斯肯定會和他一起掉下那面北壁。

當然了，艾迪的死令我們非常哀痛，我們用年輕人懷念同齡死者的特有方式表達悲傷。艾迪的父母來哈佛收拾他的遺物，我很想和他們說說話，可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掉眼淚。開學之後，我開始翹課，就坐在我的房間裏沉思。我肯定我再也不會去登山了。

這時候霍爾教授來看我。他告訴我，要麽去上課，要麽就退學。他說我現在這副鬼樣子只是在浪費我父母的錢而已。至於登山嘛，霍爾對我說，只要下第一場雪，他就會帶學生登山者去登華盛頓峰，還說我應該自己做決定，以後是不是要繼續登山——他覺得我的登山技能倒算是可圈可點——還是從此與登山一刀兩斷。“但是，死亡是這種運動的一部分，”霍爾教授告訴我，“這是一個嚴酷的現實，很不公平，可客觀現實就是如此，用繩子和我們連在一起的朋友或夥伴死了。如果你還想繼續登山，傑克，你必須學會說句‘他媽的’，然後繼續前進。”

我從沒聽過哪位老師或教授說這三個字，這給了我很大的震撼。他傳授給我的經驗教訓同樣令我醍醐灌頂。

可在過去幾年的登山經歷中，我還是學會了說“他媽的”，然後繼續前進。起碼是在一定程度上學會了這麽做。在我、理查和J.C.攀登阿爾卑斯山脈的那幾個月裏，我們參加了不少於五次營救，其中三次都有人不幸遇難。誠然，遇難的登山者我一個都不認識，可我逐漸了解，人從山上掉下來，一定會被摔得支離破碎，不成人形：四肢張開，骨斷筋折，摔下去的過程中衣服被凹凸不平的巖石扯破，血流各處，頭骨被撞碎，或者身首異處。從高處摔死決不是一件有尊嚴的事情。

巴布・裏塔並沒有從山上掉下來，他只不過是跟著兩個傻瓜從一個斜坡上滑降下來。下雪的時候，在美國任何一座市政公園裏，人們都可以找到這樣一個帶雪橇滑道的斜坡。只是那些滑道裏往往不會有藏在雪下的礫石。

“他媽的，”我聽到自己輕聲說，“繼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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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風呼呼吹過槽谷中的冰柱，一登上冰川，我們就要挖出固定繩索，在穿越冰隙之際確保安全，不過那些插著旗子的竹枝給我們指明了方向。

我們趕在天色開始發暗之前來到了三號營地，可雷吉和理查不在那裏。三號營地裏有六頂帳篷，其中兩頂是超大號的米德帳篷，可我們卻看到八個夏爾巴人都蜷縮在較小的米德帳篷裏睡覺。彭巴呻吟著說他們都感覺很不舒服：全都得了“高山疲勞症”，1925年，我們都這樣叫高空病。沒有睡袋的人就裹著厚厚的毯子。彭巴說，布羅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和理查大人都在北坳上的四號營地裏，特比・諾蓋和登津・伯西亞與他們在一起。據彭巴說，那裏的風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