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密謀 1（第5/6頁）

留在“秘密軍組織”外部的“巴布斯”仍然聽候安全局的調遣。他們有的在被安全局征召之前是黑社會的職業殺手，都保持著他們的老關系。他們不止一次請他們過去的黑道朋友為政府做點“臟”活兒。這些事讓法國開始傳言有關“影子警察”（非官方的警察）的說法。這些“影子警察”據推測是由戴高樂總統的得力幹將雅克・福卡爾先生直接指揮的。事實上，並不存在“影子警察”。那些事都是由分局的高手，或是臨時征召的黑社會頭頭們幹的。

在巴黎和馬賽的黑社會裏，科西嘉人占絕對優勢，在行動分局裏也是這樣。他們對這種仇殺也略知一二。在那七個“巴布斯”在阿爾及爾[3]被殺之後，一場針對“秘密軍組織”的報復行動開始了。正如一九四四年，科西嘉人幫助盟軍在法國南部登陸一樣。作為回報，他們後來壟斷了科特達祖爾[4]的大多數非法生意。後來，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早期，科西嘉人為了法國政府，在這場仇殺中向“秘密軍組織”開戰。很多“秘密軍組織”成員都是在阿爾及利亞出生的法國人，和科西嘉人血脈相近。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場戰爭幾乎就是手足相殘。

當對巴斯蒂安-蒂裏和他的同夥的審判逐漸成為過去的時候，“秘密軍組織”的戰爭也轉入了地下。他們的領袖是安托萬・阿爾古上校，曾參與幕後策劃小克拉馬爾那次刺殺計劃。阿爾古畢業於法國一所著名的大學——工業大學，他思維敏捷，精力旺盛。在自由法國時期，他曾是戴高樂麾下的一名少尉，為解放法國與納粹作戰。後來，他在阿爾及爾指揮一個騎兵團。他個子不高，身材瘦削，是一名戰績輝煌的冷血戰士。一九六二年，他成為“秘密軍組織”海外行動的首腦。

精通心理戰的他深知，這場反對戴高樂政權的戰鬥必須從各個層面進行，比如恐怖活動、外交和公共關系數管齊下。作為戰爭的一部分，他安排了“秘密軍組織”的政治盟友，法國抵抗運動委員會領導人，前法國外交部長喬治・比多與整個西歐的報紙和電視等媒體的一系列見面會，用能“引發尊敬”的措辭向他們解釋“秘密軍組織”反對戴高樂政權的原因。

阿爾古現在正在運用他的高智商。這個智商曾經使他成為法國陸軍最年輕的上校，而現在，則讓他成為“秘密軍組織”中最危險的人物。他為比多安排了一連串與主要電視台和報紙記者的見面。在這些見面會上，這個老道的政客可以為“秘密軍組織”那些不那麽冠冕堂皇的暗殺行動披上正義的外衣。

阿爾古的宣傳活動被比多執行得非常成功。法國政府對它的震驚程度不亞於對那些恐怖活動以及遍布法國全國電影院和咖啡館的塑料炸彈爆炸案。正在那個時候，二月十四日，另一起刺殺戴高樂的陰謀被發現了。戴高樂原定於次日在軍事學院的戰神廣場發表講話。刺殺計劃是：戴高樂一進入大廳，躲在附近房子屋檐下的刺客就朝他背後開槍。

有三個人在這次事件後被捕：讓・比雄、炮兵上尉羅貝爾・普安納德和一名軍事學院的英語教員波勒・魯斯萊・德利菲雅克夫人。槍手按計劃應該是喬治・瓦坦，但這個“瘸子”又一次逃脫了。在普安納德的房間發現一支有紅外瞄準鏡的步槍。三個人都被捕了。據他們在後來的審訊中供述，為了把瓦坦和他的槍偷運入學院，他們找過準尉馬裏於斯・托，後者直接報告了警察。十五日，戴高樂按照預定的時間，準時參加了軍事典禮。不過令他有些不悅的是，他不得不乘坐一輛裝甲汽車抵達。

這次的陰謀刺殺行動業余得超乎想象，但仍然讓戴高樂很生氣。第二天他把內政部長弗賴叫來，拍著桌子訓斥部長要對國家安全負責，“暗殺勾當實在是太猖狂了！”

弗賴決定在“秘密軍組織”的最高層裏來個殺一儆百。他對最高軍事法庭正在進行的對巴斯蒂安-蒂裏的審判結局十分放心，因為蒂裏已在被告席上竭力解釋，為什麽他認為夏爾・戴高樂應該死。這一點就足夠判他死刑了。但是這種殺雞儆猴的事情還應該再多一些。

二月二十二日，一份安全局第二分局（反間諜和國內安全局）局長寫給內政部長的備忘錄副本被送到了行動分局局長的辦公桌上。全文摘要如下：

我們已成功破獲此次顛覆活動並獲知一名主要頭目的下落，此人為前法國陸軍上校安托萬·阿爾古，現已逃往德國。現據當地情報，他要在那裏逗留數日……

目前情況下，對阿爾古采取行動並將其逮捕是可能的。鑒於我方反間諜局對德國相關安全負責機構提出的官方請求已被拒絕（該機構目前期望我們的特工只能跟蹤阿爾古和其他“秘密軍組織”領導人），因此，本次針對阿爾古的行動必須以最快速度進行，並許其便宜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