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5/5頁）

如果這一過程是自主發生的，那麽它是否能被解碼，並由治療者觸發並操控呢？這種機制的自主觸發往往會造成不可逆的精神損傷，因此正面的記憶會連同創傷記憶一起被刪除。一位病人試圖回避一個創傷的努力，可能會造成另一個新的創傷，有時甚至會比之前的那一個更加嚴重。這就好像為了治一個傷疤，把整條胳膊都砍下來。

韋德搬到普林斯頓後，也沒有中斷他的研究。

在普林斯頓，某個機構的代表找到了他（在他和勞拉的一次密談中，他把這件事告訴了她），想讓韋德指導該機構開展一個項目。勞拉知道的事情就到此為止了，但是她猜測這個項目與刪除或“整理”老兵和特工的創傷記憶有關。韋德不願談及此事。項目進展得並不順利，韋德與“他們”的關系也日漸緊張。

她告訴我的事讓我脊背發涼：那些過去在我看來不容置辯的“現實”，可能只是我對一件事、一種情境的主觀回憶。這讓我感覺很不是滋味。如她所說，我們的記憶就像電影膠片，任由制作人剪輯；或者像果凍，可以用模子塑成各種形狀。

我對她說，想讓我同意這套理論恐怕不太容易，但是勞拉反駁了我。“你有沒有過一種印象：你覺得自己經歷過某件事情，或者去過某個地方，後來卻發現那根本不是你的親身經歷，只是你小時候聽過與此相關的故事？你的記憶把‘聽故事’這一段刪去了，換上了一個真實的事件。”

我記得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一直覺得自己在電視直播上看到了1970年堪薩斯酋長隊戰勝明尼蘇達維京人隊、奪得超級碗[4] 冠軍的那場比賽。但其實我當時只有4歲，我只是聽我爸談論這場比賽聽得太多了。

“看，我說是吧？還有一個典型例子就是探案員甄別證人證詞時面臨的困難。多數時候，證人們各自的證詞都是互相矛盾的，即使在最明顯的細節上也是如此：比如，在一樁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中，逃離現場的車輛是什麽顏色的？有人說是紅色，有人對天發誓說是藍色，最後卻發現其實是黃色的。我們的記憶不是一台攝影機，理查德，它不會把所有經過鏡頭的東西都原原本本地拍下來；它更像一位編劇或者導演，用現實的片段編造自己想要講述的故事。”

***

不知為何，她在那天晚上所說的話，我聽得格外用心。到後來，我已經根本不關心韋德的項目是什麽了，倒是更在意那個提摩西·桑德斯。我懷疑勞拉說的是不是真的。

名字並非無關緊要，這一點勞拉是對的。所以我30年後還記得提摩西這個名字。我也疑心勞拉和教授的交往是否只限於學術上。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性騷擾的話題甚囂塵上，在大學裏也並非沒有醜聞。有時候，單單一個性騷擾的指控就能毀掉一個人的事業，或者至少讓其一生蒙上嫌疑的陰影。所以，像韋德這樣的人物，甘願賭上學術生涯，只為了和一個學生共處而冒險，不論她多麽吸引他，都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那天晚上我倆就睡在了起居室的沙發上，她睡著很久後我還醒著，盯著她半遮半露的身體、她修長的腿、她大腿的曲線、她舒挺的肩。她睡得非常熟，夢中握著拳。我決定相信她：有時候，我們只需單純地相信，一頭大象確實被魔術師從高帽裏變了出來。

[1] 《拖家帶口》：1987年開播的美國喜劇片。——編者注

[2] B. B. 金（1925—2015）美國著名布魯斯樂手。——譯者注

[3] 《米歇爾的記憶》（Michelle Remembers）：加拿大精神病醫生勞倫斯·佩茲德與其患者米歇爾·史密斯（後來成為他的妻子）共同寫作的傳記類作品，內容涉及邪教儀典摧殘（Satanic Ritual Abuse）和被壓抑的記憶。——編者注

[4] 超級碗：美國國家美式足球聯盟的年度冠軍賽。——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