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2/4頁）

“這也是我在學校的最後一年。你打算怎麽辦？”我問，“我是說，關於不知道男人怎麽想這一條。”

她第一次直視我的眼睛。

“不知道，但我現在有進步。約翰沒幾周就和那個‘哥斯拉’分手了。從那之後，我就再沒接過他的電話，盡管有好幾個月他一直試著聯系我。可能我只是太挑剔了吧，你懂的。”

她喝光了她的可樂，然後把空瓶子放在桌上。

我們繼續看電視，看他們營救得克薩斯州的小姑娘。我們一直聊到半夜，喝著咖啡，時不時走到花園裏，抽她從房間裏拿過來的萬寶路香煙。中間我從她那輛停在車庫裏的舊現代的後備廂裏，幫她把她剩下的東西搬進來，然後把衣櫃組裝起來。

勞拉真不錯，有幽默感，而且我發覺她學識淵博。和任何一個剛成年的年輕人一樣，我的身體裏沸騰著大量荷爾蒙。當時我沒有女朋友，渴望做愛，但我清楚地記得，從一開始我就沒想過要和她上床。我相信她有男朋友，盡管我們從未談過這件事。但一想到自己要和一個女人同住在一個屋檐下，我還是不禁暗喜，因為在此之前我從未經歷過這樣的事。仿佛突然之間，我可以去從前的禁地探索奧秘。

***

事實上，我不喜歡待在大學裏，迫不及待地等著上完最後一年就離開。

我生長在布魯克林威廉斯堡的格蘭德大街附近。那時房子的價格比現在便宜多了。媽媽在貝德-斯圖伊的男子與女子高中[5] 教歷史，爸爸在國王縣醫院做醫療助理。也就是說，我不是工人階級家庭出身，不過我總覺得我是，因為我當年就住在藍領社區裏。

我從小沒有在物質上犯過難，但同時也有很多東西是我們家想要，卻買不起的。我覺得布魯克林的居民都很有意思，人種不同，風俗各異，我喜歡從中增長眼界。對於紐約城來說，七十年代是一段艱難的時世，很多人貧賤到了灰塵裏，市裏暴力事件橫行。

我初到普林斯頓大學，加入了學校的幾個社團，成了著名的飲食社的一員，還和三角社的那些業余演員稱兄道弟。

在一個有著奇異名字的文學社裏，我朗讀了幾篇我高中畢業時寫的短篇小說。這個文學社的管理人是一個略有名氣的作家，他作為訪問學者在大學裏教課。社員們把英語擰成各種奇怪的句子，組成毫無意義的詩，以此互相比試文才。他們意識到我寫的故事具有“古典風格”，我從海明威或者斯坦貝克[6] 的小說中尋找靈感，於是開始把我看成怪人。開學時發生了很多事，但一年以後，我便只在家或圖書館消磨空閑時光。

大學裏的多數人都來自東海岸的中產階級家庭，那些人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經歷了巨大的恐慌，他們的整個世界似乎都在分崩離析，於是他們就教育自己的子女永遠不要重復當年的瘋狂[7] 。那個年代充斥著搖滾樂、遊行、愛之夏[8] 、毒品嘗試、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和避孕藥。越南的噩夢、迪斯科、喇叭褲和種族解放運動，都在七十年代結束了。所以我感覺八十年代一丁點波瀾壯闊的事件都沒有，我們這一代人錯過了那趟歷史列車。羅納德·裏根先生就像一個精明的老巫師，召喚出了五十年代經濟騰飛時的舊精神，讓整個國家都沖昏了頭腦。金錢把其他神明的聖壇一一搗毀，已經準備好了它的勝利之舞，小天使金黃色的卷發上戴著牛仔帽，向自由市場經濟齊唱贊歌：加油，羅尼，加油[9] ！

我發現其他學生雖然看上去一派叛逆的姿態，其實卻都是逆來順受的小人。無怪，幾十年來常青藤盟校始終要求學生順從傳統。在普林斯頓，傳統為大，但是我感覺所謂傳統只是演演戲而已，它們所有的意義早已被掏空了。

在我看來，大多數教授都只是攀附在光鮮職位上的庸人而已。那些扮演著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者的富家子弟向來對《資本論》津津樂道；而自以為是保守主義者的學生，舉手投足都裝得似乎是“五月花”[10] 領航員的直系後人——他們那位祖先站在桅杆上瞭望，用手遮擋著陽光，對著全船的人喊著：“看，陸地！”對於前者來說，我就是一個小資市民，我的價值都是粗鄙、任人踐踏的；對於後者來說，我只是來自布魯克林的一個一無是處的白人男孩，懷著居心叵測的歹意滲入了他們美麗的營地。在我看來，普林斯頓充斥著操著波士頓口音裝腔作勢的機器人。不過，有可能所有這些都是我臆想的。自從高中畢業後決定當一位作家，我就逐漸養成習慣，以一種陰郁、批判的眼光看待世界。這多虧了戈馬克·麥卡錫[11] 、保羅·奧斯特[12] 和唐·德裏羅[13] 。他們讓我相信，一個真正的作家必須是憂傷、孤獨的，會收到巨額稿費的支票，在昂貴的歐洲名勝地度假。如果魔鬼沒有把約伯折磨到惡疾纏身、衣衫襤褸地坐在垃圾堆裏的地步，約伯可能會永遠淹沒於歷史長河中，人類也會因此少了一部文學傑作[14] 。如非必要，我盡量不在校園裏待著，所以每逢周末我總是回紐約。我去上東區逛舊書店，在切爾西區名不見經傳的劇院裏看戲，或者去聽比爾·福利賽爾、塞西爾·泰勒和音速青春[15] 的音樂會，就在休斯敦街剛開業的針織工廠[16] 。從前，我還經常去陌爾特大道的咖啡館，或者過橋去下東區，和父母、正上高中的弟弟艾迪一起吃頓飯。我們光顧的館子是那種家庭經營的，食客互相都是點頭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