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的毛衣是新的，紅得紮眼，難看。都五月十二日了，氣溫卻降到4.5攝氏度，冬衣已經打包裝箱，我懶得拆開來找，硬著頭皮只穿單衣，凍得瑟瑟發抖。我抖了四天，只好跑去舊貨攤，隨便買了件東西禦寒。哎，芝加哥的春天！

我坐在辦公室隔間，四周是粗麻布墻面，一雙眼睛盯著電腦屏幕，今天這篇社會新聞雖然駭人，但就是不夠驚悚。四個小孩，最小的兩歲，最大的六歲，被發現遭惡母遺棄在芝加哥南區的房子裏，房門反鎖，屋內有幾個金槍魚三明治，一瓶一升裝的牛奶。孩子被反鎖了三天，像小雞爭食，亂哄哄吵成一團，吃喝拉撒全在地毯上。他們的媽媽溜達出去抽煙，然後就忘了回來。有時候實情就是這樣。沒有燙傷，沒有骨折。只是一恍神，一切就無法挽回了。婦人落網的時候我看到她。譚美·戴維斯，二十二歲，金發、癡肥，臉頰上有兩圈矮腳杯大小的腮紅。我可以想象她坐在搖晃不穩的沙發上，銜著濾嘴，吐出嗆鼻的濃煙。周遭事物迅速飄逝，四個稚子被拋諸腦後，她獨自回到中學時期，十三歲的她獨領風騷，嘴上永遠擦著閃亮的唇蜜，接吻前必定先含一顆肉桂糖，想當年那幫男孩子多麽在乎她。

啤酒肚。氣味。香煙和隔夜的咖啡。我們德高望重的總編弗蘭克·柯瑞滿臉憔悴，穿著開口笑的鞋子走了過來。他嘴巴一張開，只見兩排牙齒泡在帶有香煙焦油色的唾沫裏。

“報道寫得怎麽樣啦，小朋友？”我桌上有個銀色的圖釘，釘子朝上，他用大拇指輕輕按著，指甲發黃。

“快好了。”我只寫了六行，總共要十八行。

“很好。寫死她，發稿，到我辦公室來。”

“我現在就可以過去。”

“寫死她，發稿，到我辦公室來。”

“好吧，再過十分鐘。”我想把圖釘拿回來。

他走出我的隔間，領帶長得晃到他的胯下。

“蔔蕾？”

“什麽事，柯瑞？”

“寫死她。”弗蘭克·柯瑞覺得我耳根子很軟。或許因為我是女人，或許因為我的耳根子真的很軟。

柯瑞的辦公室在三樓，一往外就看到樹幹，想必他一定非常惱怒。沒有哪個好編輯喜歡看到樹皮，好編輯都只想看到樹葉，但前提是眼力要足夠好。畢竟從二三十層樓高的地方往下望，連樹在哪裏都不知道。不過我們的《每日郵報》在芝加哥擠不進前三強，退居第四，辦公大樓只能蓋在郊區。這裏的房子可以橫著蓋，所以用不著蓋得太高，三層樓剛剛好，我們整棟報社大樓就像一杯打翻的水，連綿不絕向外流去，神不知鬼不覺地流到地毯商和燈具店中間。我們這個鎮，是一位建築開發商花了三年的時間，從1961年到1964年，按部就班地蓋起來的。竣工前夕，開發商的千金從馬上摔下來受了重傷，開發商便起意以女兒的名字為這個鎮命名——歐若拉思普林，還讓女兒跟嶄新的市鎮招牌合照。後來他們舉家搬遷，當年的千金小姐現在成了五十開外的貴婦人，身體依舊健朗，只是手臂偶爾會酸麻。她住在亞利桑那州，每年定期會回來跟招牌合照，和她老爸當年一樣。

她上次來拍照，我寫了一篇報道，柯瑞看了並不喜歡，他最討厭這種生活化的新聞。他一邊看稿一邊喝水果酒，喝著喝著就醉了，酒灑得稿子上到處都是，散發出覆盆子的味道。柯瑞酒品不差，但常常醉倒。不過他辦公室之所以貼近地面不是怕他酒後出事，純粹只是因為公司時運不濟而已。

我走進辦公室，關上門。柯瑞的辦公室跟我想象中的總編輯室不一樣。我想象的總編輯室，門上開著一扇橡木嵌板的玻璃窗，上面標著“總編”兩個字，門外的菜鳥記者透過玻璃窗，可以看到我們因為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論自由問題吵得不可開交。柯瑞的辦公室平板單調，整棟報社都是走這種調調，跟一般大型機構沒什麽兩樣。你可以在這裏開新聞學辯論大會，也可以在這裏做子宮頸抹片檢查。沒有什麽差別。

“風谷鎮是個怎樣的地方？”柯瑞用圓珠筆頭對準下巴。我想象那藍色的筆尖，在他灰白的胡茬上留下小藍點。

“風谷鎮位於密蘇裏州南端，剛好在邊角上，東臨阿肯色州，西靠田納西州。”我急忙背出風谷鎮的相關信息。柯瑞很喜歡抽考記者他自以為一針見血的問題，譬如芝加哥去年總共發生幾起謀殺案，庫克郡的人口統計資料等等。現在又莫名其妙考起我老家的事來了，這個話題我向來閉口不談的。“風谷鎮在南北戰爭之前就存在了。”我繼續往下說，“該鎮的地理位置靠近密西西比河，以前曾經是個港市，現在主要發展宰豬業。住戶大約兩千人，不是有錢的上流世家，就是一文不值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