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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緩緩點了點頭。接著聳了聳肩：“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麽要說這個。祝你好運，馬洛。隨時過來。”

“謝謝，上尉。”

我下樓走出法院，從停車場取了車回到了霍巴特大廈的家裏。我脫了外套躺在床上凝望天花板，聽著外面往來車輛的喧鬧聲，看著陽光慢慢移動過天花板一角。我努力想入睡，但就是睡不著。雖然不是一天裏喝酒的時間，我還是起來喝了一杯，重新躺下。還是睡不著。我腦子裏仿佛有個時鐘在滴答作響。我在窗沿上坐起身，把煙絲填進煙鬥，大聲說道：

“那個老混賬肯定知道點什麽。”

這鬥煙抽起來苦得像堿水。我把煙鬥放到一旁，重新躺下。我的思緒在虛假記憶的汪洋裏漂蕩，我好像在一遍又一遍做同樣的事，去同樣的地方，遇見同樣的人，對他們說同樣的話，一遍又一遍，可每一遍都像是真實的，仿佛真實發生過而且是初次發生一樣。我在公路上開著車冒雨疾馳，銀發套姑娘縮在角落裏一言不發，所以等到達洛杉磯時我倆又變成徹底的陌生人了。我下車走進一家全天營業的雜貨店，打電話給伯尼·奧爾斯說我在裏阿利特殺了人，正在去王爾德家的路上，艾迪·馬爾斯的妻子跟我在一起，她是目擊者。我駛過寂靜、被大雨洗刷得很明亮的一條條街道，到了拉法耶特公園，開進王爾德那座大木板房的停車門廊裏。走廊的燈已經亮了，奧爾斯提前打過電話說我要來。我走入王爾德的書房，他穿著一件印花晨衣坐在書桌後面，臉色凝重，一根花斑雪茄一會兒在他指間轉動，一會兒緩緩上升，送進他帶著苦笑的嘴裏。奧爾斯在場，有一個警察局長辦公室派來的瘦子，他一身灰，學究氣十足，模樣和談吐都像個經濟學教授，不太像警察。我陳述著事情的來龍去脈，他們靜靜聽著，銀發套姑娘坐在幽暗處，雙手交疊在大腿上，誰也不看。來了很多電話。還有兩個重案組的人，他倆看我的樣子就像我是從巡回馬戲團裏逃出來的某種怪獸。我又開車上路了，身旁坐著其中一個重案組的人，要去富爾懷德大廈。我們走進那房間的時候，哈利·瓊斯還癱坐在書桌後面的椅子上，死人臉上扭曲的僵硬表情和屋裏酸甜的味道都沒變。隨行的有個驗屍官，非常年輕、高大，面對這樣的場面脖子上紅色的汗毛根根豎起。還來了個取指紋的，看他忙成一團，我告訴他別忘了氣窗上的窗閂。（他在上面發現了卡尼諾的指紋，那鐘愛棕色的家夥就留下了這麽一處指紋來證明我沒有胡編。）

我回到了王爾德家，在一份他的秘書在另一間屋子裏復印好的報告書上簽字。接著門開了，艾迪·馬爾斯走進來，看到銀發套姑娘，他臉上陡然閃過一絲微笑，他說：“你好，親愛的。”可她沒有看他也並不作答。艾迪·馬爾斯精神飽滿、心情愉快，身穿一套深色便裝，花呢大衣外面搭著一條帶流蘇裝飾的白圍巾。然後他們走了，每個人都離開了房間，只剩下我和王爾德。王爾德用冰冷、憤怒的聲音道：“這是最後一次了，馬洛。下次你要再這麽不規矩，我就把你抓起來喂獅子，不管誰會為此傷心。”

我就這樣躺在床上，看著一小塊陽光沿著屋角徐徐下降，腦海裏一遍又一遍重演著這些場景。這時電話鈴響了。是斯特恩伍德家的管家諾裏斯，聲音還是那樣疏遠。

“馬洛先生嗎？我給您辦公室打電話沒人接，所以冒昧打到您家裏來了。”

“我差不多一晚上都在外面。”我說，“還沒睡。”

“原來如此，先生。方便的話，將軍想今天早上見您，馬洛先生。”

“等我半個小時左右，”我說，“他還好嗎？”

“他臥床了，先生，不過情況不壞。”

我刮了臉，換了身衣服，朝門口走去。接著我折回去把卡門的珍珠柄左輪手槍放進口袋。陽光是那樣明媚，在眼前閃爍躍動。二十分鐘後，我來到了斯特恩伍德府，驅車開上坡道停在側面的拱門下面。這會兒是十一點十五分。大雨過後，鳥兒在裝點庭院的樹叢間狂熱地歌唱，階梯狀的草坪綠得像愛爾蘭國旗，整座莊園煥然一新，仿佛是十分鐘前剛建起來的。我按了按門鈴。距離第一次按這個門鈴已經過去五天了。我感覺像過了一年。

一個女仆開了門，帶我穿過側面的走廊進入大廳，說諾裏斯先生很快就下來。大廳絲毫沒有變化。壁爐台上方的畫像裏還是那雙熾熱的黑眼睛，彩色窗玻璃上的騎士仍舊解不開把那位淑女同樹綁定的繩結。

幾分鐘之後，諾裏斯出來了，他也完全沒有變。那雙犀利的藍眼睛同之前一樣疏遠，灰裏透粉的皮膚看上去又健康又安詳，他的動作似乎要比實際年齡年輕二十歲。反倒是我，感覺歲月不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