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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穿著棕色斑點花呢衣服，男子氣的襯衫外打著領帶，腳上是一雙手工雕花徒步鞋。她的長筒絲襪和昨天一樣薄，不過腿露出得沒有那麽多。她烏黑發亮的頭發上戴著一頂棕色的羅賓漢式帽子。那帽子也許足足值五十塊錢，但看起來就像你能單手用一張吸墨紙折出來似的。

“嗬，你終於起床了。”說著她皺皺鼻子，眼睛掃過那只褪色的大紅長靠椅，那兩只不成對的小安樂椅，那塊亟須清洗的網眼窗簾和那張像是男童用的閱覽桌。桌上放著幾本正兒八經的雜志，好讓這地方帶點專業範兒。“我都開始這麽想了：也許你是在床上幹活的，跟馬塞爾·普魯斯特一樣。”

“他是誰啊？”我叼起一根煙，注視著她。她臉色有點蒼白，有點緊張，但看她的樣子，應該是能夠扛著壓力做事的。

“一個法國作家，最擅長描寫墮落之徒。你不會想認識他的。”

“嘖，嘖，”我說，“來我的‘閨房’裏談吧。”

她站起身，道：“昨天我倆相處得不太愉快。也許是我無禮了。”

“我倆都挺無禮。”我說。我打開連通兩間房間的門，為她撐住門板。我們走進這套間余下的區域，屋裏有赭色的地毯，已經不太新了；五個綠色文件夾，其中三個裝滿加州的氣候信息；廣告日歷，印著五胞胎[1]在天藍色的地板上滾來滾去，她們都是一身粉紅連衣裙，暗褐色的頭發，那一雙雙機敏的黑眼睛就跟特大號的李子一般大。有三只仿胡桃木椅子，一張常見的書桌，上頭擺放著常見的吸墨紙、全套鋼筆用具、煙灰缸和電話機，桌後是一把常見的吱嘎作響的旋轉椅子。

“你倒也不是特別講究派頭。”她說著，在屬於客戶的桌子那頭坐了下來。

我走到信箱前，從裏面拿出六個信封、兩封信件和四份廣告傳單。我把帽子掛在電話機上，落了座。

“平克頓事務所的偵探也不講究，”我說，“如果為人老實，在這行當裏發不了財。如果你好擺派頭，那說明你發財了——或者很想發財。”

“哦——你為人老實嗎？”她問道，一邊打開了包。她從一只琺瑯煙盒裏拈出一根煙，用隨身攜帶的打火機點上了火，隨後把煙盒和打火機往包裏一扔，任由包口敞著。

“勉強老實著。”

“你是怎麽幹起這肮臟的行當來的？”

“你又是怎麽嫁給一個走私酒販的？”

“老天啊，我倆可別又吵起來啦！一早上我都在打你電話。往這兒打也往你家裏打。”

“為歐文的事？”

她的臉猛地緊繃了起來。她的聲音很輕柔。“可憐的歐文，”她說，“這麽說事情你都知道了。”

“有個地方檢察官的手下帶我去過裏多了。他覺得我或許知道一些內情。結果他知道的比我多。他知道歐文想娶你妹妹——一度。”

她一口一口抽著煙，不作聲，用那雙黑眼睛定神端詳著我。“也許那不是個壞主意，”她靜靜說道，“他愛上她了。在我們的圈子裏這種情況不多。”

“他有前科。”

她聳聳肩。隨後無所謂地說：“他交友不慎。在這個充斥著犯罪的墮落國度，前科的意思就是交友不慎。”

“我不想扯那麽遠。”

她脫下右手手套，咬了咬食指的第一節，目不轉睛看著我。“我來找你不是為了歐文。現在你覺得你能告訴我父親為什麽要見你了嗎？”

“未經他同意，不能說。”

“是跟卡門有關嗎？”

“連這點也不能說。”我塞好煙鬥裏的煙草，用火柴把它點著。她盯著那縷上升的煙看了片刻。接著她的手伸進敞開的包，拿出一只厚實的白信封。她把信封擲過書桌。

“不管怎麽樣，你最好還是看一下這個。”她說。

我拿起信封。收信人地址是打字機打的：西好萊塢區阿爾塔·布雷亞新月街道3765號，維維安·裏根太太收。用的是郵政快件，郵戳顯示是上午8：35寄出的。我打開信封，抽出一張閃亮的4.25英寸×3.25英寸照片。裏面沒有別的東西。

照片上，卡門坐在蓋革家平台上的高背柚木椅子上，戴著耳環，赤條條像從娘胎裏剛出來。她的眼神甚至比我記憶中的樣子更癲狂。照片背面是空白。我把它放回信封裏。

“他們開價多少？”我問道。

“五千——換回底片和剩下的照片。交易今晚就得了結，不然他們就把那些玩意兒寄給花邊小報。”

“你是怎麽知道他們的要求的？”

“有個女人打我電話，大約半個鐘頭後，信就送來了。”

“花邊小報什麽的不用擔心。現在誰要那麽做，陪審團都不用走下陪審席就能判他們有罪。還說了別的什麽？”

“非說了點別的什麽不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