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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棟房子顯得安靜而氣派。一個女人帶著一個倔強的小男孩正走上台階。她看了眼門牌，又望了眼別在翻領上的懷表，嘴裏猶豫不決地默念著。小男孩謹慎地四下環顧，接著在她的腳踝上踢了一下。她縮了一下，但聲音仍然很有耐心：“乖，約翰尼，你可不能踢費恩阿姨，”她的語氣很柔和。

她打開門，拽著這只小猴子進去。十字路口的斜對角是一幢巨大的白色殖民地時代的房子，柱廊上有頂棚，但小得和房子不成比例。前院的草坪上安裝了探照燈反射鏡。門前的過道兩旁盛開著嬌艷的玫瑰。柱廊上方掛著一塊巨大的黑底銀字的牌子：花環安樂屋。我納悶，從前窗望出去看見對面的殯儀館時，拉加迪醫生到底作何感想。也許這使他行醫更謹慎。

我拐過十字路，開車返回了洛杉磯，上樓到辦公室查看我的信件，同時將我從海灣城照相館得來的戰利品鎖進了坑坑窪窪的綠色保險箱——除了一張照片。我坐在桌子前，透過放大鏡仔細研究著照片。照片經過放大，加上放大鏡，細節部分倒還清楚。坐在梅維斯·韋爾德身邊那個又黑又瘦、面無表情的男子面前的桌子上放著一份晚報：《新聞紀事報》。我能看清上面的新聞標題：“輕重量級拳擊選手比賽中受傷身亡。”只有午報或晚些時候的體育版才會使用這樣一個標題。我將電話拉向自己，手剛挨著電話聽筒，鈴聲便響了起來。

“馬洛嗎？我是城裏警察局的克裏斯蒂·弗倫奇。今天上午有什麽消息嗎？”

“除非你的電傳打字機出故障了。我已經看過一份海灣城的報紙了。”

“是的，我們已經知道，”他隨口說道，“聽起來好像是同一個家夥幹的吧，是嗎？同樣的首字母、同樣的描述、同樣的作案手法，而且時間似乎也對得上。我真他媽希望這不是意味著桑尼·莫·斯坦那幫人又重操舊業了。”

“如果是他們，他們可換了門技術，”我說。“我昨天翻閱了他們的資料。斯坦那幫人過去都是把受害者捅得滿身窟窿。其中一個受害者身上有一百多處刺傷。”

“他們可能有長進了，”弗倫奇有些避重就輕地說，好像他不想談論這個話題。“我打電話來是因為弗萊克。昨天下午起見過他的影子嗎？”

“沒有。”

“他溜了，沒去上班。旅館打電話給他的女房東，對方說他昨晚就打包走人了。不知去向何方了。”

“我沒見過他，也沒他的消息，”我說。

“我們那具屍體身上只有十四塊錢，你不覺得蹊蹺嗎？”

“是有點，不過你自己說過原因。”

“我只是隨便說說罷了。我自己也不信了。弗萊克要麽是嚇破了膽，要麽就是得了一筆錢。或者是他看見了什麽不能說的事，有人花錢堵住了他的嘴，否則就是他動了客人的錢包，留下十四塊錢放著好看。”

我說：“兩種情況都有可能，也有可能兩種情況同時成立。不管是誰，如此徹底地搜查房間，絕不是為了錢財。”

“為什麽不是？”

“因為這位漢布爾頓醫生打電話給我求助時，我曾向他建議過旅館的保險箱。可他不感興趣。”

“這種人是不可能會雇你來幫他保管錢的，”弗倫奇說。“他不可能會雇你為他保管任何東西。他想要你保護他或是他想找個同伴——也許只是個送信人。”

“抱歉，”我說。“我剛才說的，正是他的原話。”

“可你趕到那裏時，看見他已經死了，”弗倫奇拖長了語氣隨意說道，“你還沒來得及給他一張名片。”

我緊緊地握著聽筒，快速回想在愛達荷街的寄宿公寓裏與希格斯的對話。我看見他兩指夾著我的名片，低頭看著，然後我看到自己一把從他的手裏奪過名片——趁他還未抓牢以前。我深吸一口氣，然後徐徐吐出。

“還沒，”我說。“別再裝神弄鬼地嚇唬人了。”

“他有一張，老兄。折了兩折塞在他褲子的表袋裏。我們起初遺漏了它。”

“我給過弗萊克一張名片，”我嘴硬道。

一陣沉默。我能聽見周圍的說話聲以及打字機的噼啪作響。最後弗倫奇幹巴巴地說：“好極了，再見。”他突然掛斷了電話。

我緩緩地將電話放回筒架，活動活動我抽筋的手指。我低頭注視著面前桌上的照片。它所告訴我的一切就是：有兩個人，其中一個我認識，在“舞者”餐廳吃午飯。照片裏桌子上的報紙告訴了我日期，或者會告訴我日期。

我打電話給《新聞紀事報》，請求轉到體育版。四分鐘後，我在記事簿上寫道：“裏奇·貝洛，當紅的年輕輕重量級拳擊手，2月19日半夜於姐妹醫院去世，死因是前一晚在好萊塢軍團體育館打拳擊擂台時受傷所致。《新聞紀事報》的午間體育版在2月20日報道了這條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