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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岬酒店是一幢棕色建築，就在新建的舞廳對面街角。我在酒店前泊好車，去盥洗室洗了臉和手，梳掉頭發裏的松針，隨後走進毗連大堂的餐廳。整個地方人多得要溢出來，男的穿著休閑夾克，滿口酒氣；女的尖聲大笑，指甲塗得血紅，指節汙垢斑斑。經理是一個低成本打造的硬漢，外套也不穿，叼著支爛雪茄，正戒備地巡視房間。收銀台前，一個灰白頭發的男子鼓搗著一台小無線電，收聽戰爭新聞。機器的雜音多得好比土豆泥裏的水分。房間深處的角落裏，一支五人鄉村管弦樂隊在演奏。他們穿著不合身的白夾克和紫襯衫，一邊拼命吹打，誓要壓倒酒吧間的喧鬧聲，一邊在繚繞的煙霧和醉醺醺的囈語中呆滯地笑著。獅角的夏天，美好的時節，熱火正朝天。

我狼吞虎咽下一份所謂的套餐，喝了一杯白蘭地，止住反胃的沖動，出門走上大街。天還大亮，但有些霓虹燈已經開了。各種聲響交織著，撼得傍晚搖晃不已：汽車喇叭歡快的鬧騰聲，孩子的尖叫聲，保齡球的碰撞聲，投分球台的滾球入洞聲，打靶場裏點二二步槍輕快的火藥爆裂聲，點唱機瘋狂的高歌聲，而在這片喧囂的掩映下，快艇在湖面上刺耳地轟鳴，漫無目的卻又豁出性命似的疾行。

我的克萊斯勒裏坐著一個穿黑色便褲的棕頭發女孩，苗條、嚴肅。她抽著煙，正同一個坐在車踏板上的度假農場牛仔說話。我繞到車另一邊，坐進去。那牛仔一提牛仔褲，跑了。那女孩沒動。

“我是波蒂·凱佩爾，”她樂呵呵地說，“白天是這兒的美容師，晚上在《獅角旗》報社工作。不好意思，坐你車裏了。”

“沒關系，”我說，“你是想就這麽坐著還是想讓我開你去什麽地方？”

“這條路往前開一段會安靜些，馬洛先生。要是您願意賞臉跟我談談。”

“你在這兒的內線真夠強的。”說完我發動了汽車。

我一路駛過郵局，到達一處街角，標著“電話”字樣的藍白雙色箭頭指向通往湖邊的窄徑。我轉上小徑，開過電話局——那是一間小木屋，門前有帶圍欄的小草坪。待又經過一間小屋，我在一棵高大的橡樹下停了車。樹枝張牙舞爪，橫跨整段路面，足足衍伸到五十英尺開外。

“這兒成不，凱佩爾小姐？”

“是太太。不過叫我波蒂就行了。大家都這麽叫。挺好。很高興認識你，馬洛先生。我知道你打好萊塢來，那座罪惡之城。”

她伸出一只有力的棕色手掌，我握了握。天天用波比大頭針給豐滿的金發女郎束頭發，她那一握仿佛賣冰人的鉗子。

“我見過霍利斯醫生了，”她說，“聊了繆麗爾·切斯。我想你能給我點詳細情況。聽說是你發現了屍體。”

“其實是比爾·切斯發現的。我正好跟他在一起。你跟吉姆·巴頓談過了？”

“還沒。他下山了。反正他也不會向我透露很多。”

“他要去參加重選，”我說，“而你是記者。”

“吉姆當不來政客，馬洛先生，而我也很難稱得上記者。我們這份小報就是外行的小打小鬧。”

“嗯，你想知道什麽？”我敬她一支煙，為她點上。

“告訴我事情的來龍去脈就行。”

“我帶著德雷斯·金斯利的介紹信來這兒看他的地產。比爾·切斯領我參觀，跟我聊天，告訴我他太太出走了，還給我看她留下的紙條。我身邊剛好有瓶酒，他一口氣喝完了。他心情很低落。喝了酒他放松了一些，但還是孤獨，很想說話。事情就是那樣。我不認識他。繞過湖盡頭回去時，我們走到碼頭上，比爾看到水裏的木板下有只手臂漂出來。原來正是繆麗爾·切斯的手臂。大概就是這樣了。”

“聽霍利斯醫生說她在水裏泡了很久。爛得不成人樣了什麽的。”

“是的。他說她已經死了整整一個月。沒道理不這樣認為。那就是張自殺的遺言。”

“對此可有什麽懷疑，馬洛先生？”

我斜眼看她。蓬松的棕頭發下面，一雙沉思的黑眼眸朝我望來。暮靄沉落得非常緩慢。只感到陽光的色澤微微起了變化。

“對這類案子，我想警察總會有所懷疑的。”我說。

“你呢？”

“我的意見微不足道。”

“姑且說來聽聽？”

“今天下午我第一次見到比爾·切斯，”我說，“他給我的印象嘛，是個急性子，而他也說自己不是什麽聖人。但他似乎很愛他太太。要說他明知道他太太爛在碼頭下面的水裏，還能在附近晃悠一個月，走出屋子曬曬太陽，面朝平靜的藍色湖水，由近到遠眺望一番，心裏頭裝著水下的貓膩和事情的經過，而且是他把屍體放那兒的——我是不能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