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敵（第2/2頁）

對我來說，那段時期中道德崩解的最令人震驚的例子，是華達維斯（Wadowice）附近某個村莊的一個農婦講述的故事，這個故事說明，不謀殺無辜之人的文化禁忌已徹底瓦解了。這個故事是一首愛與無私犧牲的贊美詩，在其中，沒有人被殺害。卡洛奇婭·薩佩托娃（Karolcia Sapetowa），一個“前女仆”，在猶太歷史委員會留下了下面這份證詞，它目前藏於華沙猶太歷史研究院：

我們家由三個孩子和他們的父母組成。最小的孩子薩米·霍赫瑟（Sammy Hochheiser）是個小女孩，昵稱叫薩莉（Sally），最大的孩子叫伊茲（Izzy）。戰爭第一年，孩子們的父親就被殺害了。所有猶太人都被集中隔離進猶太居民區之後，我與他們分開了。每天我都要帶著我能帶的所有東西去猶太居民區，因為我實在非常想念那些孩子，我視他們如己出。猶太居民區的情況最糟糕的時候，我把孩子們接到我的住處與我同住，直到騷亂平息。他們在我家感到舒服自在。1943年3月，猶太居民區遭到肅清。最小的男孩兒那天剛巧在我家。我來到猶太區的大門前，那裏站滿了德國黨衛軍和烏克蘭人[即德軍的輔警，由以前的蘇聯公民組成，波蘭人有時會將他們統稱為“烏克蘭人”]。人們發瘋似的到處亂跑。帶著孩子的母親無助地聚集在大門附近。突然，我看到薩莉、伊茲和他們的母親。後者也看到了我，她悄悄地在小女孩的耳邊說“快去卡洛奇婭身邊”。薩莉想也沒想就像一只小老鼠一樣在烏克蘭人的高筒靴中穿梭著擠了出來，奇跡是，那些人都沒有注意到她。她無助地張開雙手，奔向我。我渾身因恐懼而僵硬了。我與薩莉和一個阿姨一起回到了我的村子，華達維斯附近的維塔諾維采村（Witanowice）。伊茲和他母親被重新安置了，自那以後就再也沒有他們的消息了。生活艱難不堪，我們必須相信，只有奇跡救得了這些孩子。

一開始，孩子們還能到屋外去，但隨著戰事日漸緊張，我不得不把他們藏在家裏。然而，即便是這樣也無濟於事。當地人知道我藏匿了猶太兒童，因此不斷威脅我，困難從四面八方而來。他們威脅我，這些孩子必須交給蓋世太保，如果不這樣，整個村子都會因此受牽連，德軍可能會報復性地燒村或屠村，等等。村長是站在我這邊的，這時常能給我以慰藉。對於那些較為激進或固執的村民，我偶爾會送去禮物或直接用錢來平復他們的情緒。

但好景不長。德國黨衛軍總是在附近巡查，村內的反對聲音又起。有一天，他們告訴我，我們必須把這些孩子除掉，他們已經想好了計劃：把孩子帶到谷倉裏，趁他們睡著時，用斧子砍掉他們的腦袋。

我像瘋了一樣四處奔走。我年邁的父親完全不知所措。該怎麽辦？我能做什麽？兩個可憐的孩子什麽都知道，睡覺前他們懇求我們：“卡洛奇婭，今天不要殺我們。不要是今天。”聽到這話，我覺得自己都呆滯了。我下定決心，不論付出任何代價，絕不會放棄這兩個孩子。

我想到了一個絕妙的主意。我讓孩子們坐在一輛牛車裏，然後告訴所有人，我要把他們帶去溺死。我駕車繞著整個村子走了一圈，讓每個村民都看到並相信。等到入夜之後，我又帶著孩子們回去……

這個故事有個圓滿的結局：那兩個孩子幸存了下來，薩佩托娃帶著深深的情感說，不論他們到哪兒，她都會跟著他們，因為她愛他們勝過世上的一切。而我們卻驚恐地意識到，克拉科夫附近一個小村莊的村民，竟然在他們的一個鄰居說服他們自己已經謀殺了兩個幼小的猶太兒童後，才如釋重負。

這個時期最重要的回憶錄作者齊格蒙特·克魯考夫斯基（Zygmunt Klukowski）醫生，位於紮莫希奇（Zamość）附近什切布熱辛村（Szczebrzeszyn）的郡醫院院長，曾結合波蘭農民對猶太人的態度，對戰時道德淪喪在這個群體中的呈現做出過極具說服力的描述。什切布熱辛村的所有猶太人都被殺害了，克魯考夫斯基在其作品《紮莫希奇地區被侵占歲月的日記》（Dziennik z lat okupacji zamoj- szczyzny）中巨細靡遺地記錄了整個過程。1942年11月26日，他在絕望中寫下了如下記錄：“害怕被德國人報復的農民在村莊裏四處抓捕猶太人，將他們帶到鎮上，或直接就地將他們殺害。總的來說，在對待猶太人的問題上，人們陷入了某種可怕的道德淪喪。他們都陷入了一種精神錯亂之中，竟和德國人一樣，不把猶太人當人看，而是把他們視為病犬惡鼠、洪水猛獸，須用盡一切辦法鏟除。”

因此，1941年夏天，通過參與迫害猶太人，這些地區的居民不僅討好了新的當權者，還從他們的暴行中獲得了物質利益（顯而易見，屠殺行動的積極參與者能先於他人挑選猶太遇害者的財產），同時農民們也抒發他們長久以來對猶太人固有的憤恨，可謂“一舉三得”。除了這些原因，納粹的慫恿以及在民眾中輕易就能煽動起來的復仇情緒——為了蘇聯侵占時期他們所遭受的侮辱而要與“猶太公社”秋後算賬——都促使波蘭人對猶太人施暴。這麽多因素雜糅在一起，誰能在如此強大、邪惡的誘惑面前無動於衷？當然，有一些先決條件是不可或缺的：人際關系的殘暴化、道德淪喪，以及德軍對一般民眾使用暴力的準許。但兩次侵占期間，蘇、德政府都使用過這些手段和機制。不難想象，耶德瓦布內大屠殺中最積極的參與者，也是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的秘密合作者（在米索雷夫上校寫給黨委書記波波夫的一份報告中曾提及這些人的名字）。他們和勞丹斯基是一類人；後者在其自傳中曾一筆帶過：他在為德國人殘殺猶太人之前，曾經為蘇聯政府做過間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