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斯大林主義的社會支持

然而，時間並沒有停在1941年。如果我們承認我在上文提及的“機制”在心理學和社會學上都是可信的，那麽我們就要面對一個有趣的假設，該假設關乎1945——1948年間共產主義政權在波蘭上台執政和建立根基的過程。鑒於前文所述，我在此大膽提出以下觀點：戰後，在共產黨接管波蘭的過程中，它在地方上的天然盟友，就是在德國侵占期間通敵的那些人。

我們當然知道，對許多人而言，共產主義是他們真正願意投身的事業；許多人在戰前、戰後支持共產黨，是因為他們真的信仰共產主義—而並不是因為他們見風使舵，也不是因為當時蘇聯紅軍駐守在波蘭的每個角落。但除了從這樣一群信念堅定的理想主義信仰者中獲得支持，20世紀的波蘭政府往往還會利用另一種截然不同的人力資源。在當局最重用的工作人員和心腹親信中，也不乏毫無原則、信仰的人。很多學生已經論述過這一點。

沃格林所說的“烏合之眾”（他們在戰時的波蘭為納粹幹盡臟活累活）怎麽就不能在五年後成為斯大林主義權力機器的中流砥柱？如我們所知，共產主義者的忠實擁護者在波蘭少之又少，我認為他們是這台權力機器的核心，而其外層，就是這些烏合之眾。他們有什麽非遵守不可的原則會讓他們拒絕為新的主人服務？他們怎麽會放棄在參與當地（恐怖）權力機器運作時將得到的特權？比起去警察學校，難道他們更願意坐牢嗎？勞丹斯基在寫下“我堅信，在像我一樣的人民的幫助下，我們的工人制度會更加穩定”這樣的話時，他腦海中浮現的不正是這類人嗎？

我們也可以從社會而非權力機器的角度來思考共產主義政權擴張的過程，那或許是一個更好的視角。在這個層面，在我看來，戰時有猶太人被當地居民殺害的社區，在蘇維埃化進程面前，會顯得尤為脆弱、易動搖。如此，問題就很簡單了：一個剛剛被卷入過謀害自己近鄰的地方共同體，能夠對剛剛上台的政府做出這種反抗的回應嗎？誰能相信一群殘殺過同類或被指責為劊子手的人？不僅如此，如果我們曾經充當過暴力的工具，我們又有什麽立場去反對同樣用暴力來對付我們的人？

這個問題最好作為事實性問題，由實證分析來解決。但在目前階段，這個問題暗示著一個非常有趣的假設：戰後，協助蘇聯式政權在波蘭紮穩根基的並不是猶太人，而是反猶主義者。這個假設顛覆了關於那個時期的公共認知。畢竟，戰後，在波蘭的許多區縣、郡、小鎮、城市裏，猶太人已經所剩無幾了，因為為數不多的幸存者都以最快的速度逃離了。2但在“人民的波蘭”（波蘭人民共和國）建立的過程中，總得有人負責。那麽，正如列寧在近百年前問的，誰要為誰負責（kto kavo）？如果僅僅是因為波蘭的意識形態演變——最終導致了1968年3月波蘭國內反猶主義情緒的爆發3—我不會如此徹底地駁斥該觀點：波蘭斯大林主義的社會支柱並非猶太人，而是這個國家本土的流氓無產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