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革命時代的內戰（第4/11頁）

但是，由誰來判斷，內戰的條件是否得到了滿足呢？瓦特爾提出的轉變司法權限和視角，將會對外部力量產生驚人的作用。在正常條件下，一個主權國家的完整性是不容侵犯的，沒有哪個外部權力可以幹涉其內部事務。但是，如果一個國家已經一分為二，那麽外部力量就可以介入，比如以調解的方式，從而重建和平。如果這條路失敗了，瓦特爾繼續說道：“那麽外部力量可以選擇他們認為是正義的一方，給予支持，或者回應該方的請求。”這與他們在國際戰爭中所做的一樣。 [18] 這個觀點為外部幹預提供了依據，無論是基於人道主義還是其他因素，這種幹預取決於外部力量對於他國內部事務的判斷。 [19] 在近代歐洲歷史上，英國的“光榮革命”是符合瓦特爾的內戰定義的重要例證。瓦特爾寫道：“在1688年，英國人民抱怨詹姆斯二世，而這種抱怨是正當的”，然後英國人民向荷蘭尋求幫助，繼位之前的奧蘭治親王威廉給予了適當的幫助。因為反抗是正義的，所以英國人民和詹姆斯二世的君主統治成了“截然不同的力量”，威廉三世的幹預因此是合法的：“無論何時，如果問題嚴重到發生一場內戰的程度，那麽外部力量就可以進行幹預，選擇認為正義的一方予以幫助。” [20] 在1758年，這還是一個驚天動地的觀點；其真正意義是在瓦特爾死後的革命中，才完全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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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5年4月，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戰役打響，同年6月又發生了邦克山戰役，不久之後，出生於荷蘭的地圖繪制員和勘探員伯納德·羅曼斯（Bernard Romans，1720—1784）公布了一幅馬薩諸塞州的地圖，並諷刺為“美國內戰[2]位置圖”。[21]在此之前的幾個禮拜，他提議他的客戶購買這份即將出版的“展示了不幸的北美內戰的詳細位置圖”。其中，包含了波士頓的詳細地圖以及“內閣軍隊的”戰鬥線路細節圖。[22]羅曼斯同情殖民地人民的訴求，以工程師和部隊指揮官的身份參加戰鬥，幾年後，他才出版了被占領後的波士頓的地圖。羅曼斯似乎還嫌自己的立場不夠鮮明，他又把自己在1775年繪制的地圖獻給了約翰·漢考克（John Hancock），當時的大陸會議主席，而且當時漢考克的住所被英軍占領了，羅曼斯也繪制在了地圖上。羅曼斯最負盛名的作品是《東西佛羅裏達簡明自然史》（Concise Natural History of East and West Florida，1775）。但在後來的沖突中，他又於1778—1782年出版了另外一部歷史著作，敘述了16世紀的荷蘭獨立戰爭，並說這是一面“給美國人民的適當且及時的鏡子”。[23]

他將地圖命名為“美國內戰位置圖”，其用意也許並不明顯。這肯定是一場革命，而不是一場內戰？否則，又有哪個戰爭的定義可以解釋導致了1775年戰役的那一系列事件呢？傳統的觀點拒絕將美國的“革命”稱為一場內戰。 [24] 對於這點，後來的美國歷史學家和美國人民，當然有很多原因可以列舉。最明顯的原因當然是，不希望與後來發生在1861—1865年的具有更強分裂性的美國內戰相混淆。到了19世紀中期，將一場戰爭稱為“內戰”，就至少暗含了用現代軍隊發動的大型戰鬥，並且進行大規模的殺戮，整個社會都卷入戰爭——事實上是一場全面戰爭。相比之下，美國革命的軍事交火，是小規模的，縱然有傷亡，但沒有大範圍地影響到整個社會，平民所遭受的暴力並不像在其他戰爭中——比如說在法國大革命中那樣嚴重。因此，存在一種普遍的誤解，認為美國革命是更具凝聚力的，而非分裂性的，整個社會廣泛團結支持獨立這一事業。在這種思路下，美國革命是自我身份認同一致的美國人民的解放運動，他們看到了自己和英國人的不同，並尋求民族自決權，作為他們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補償。“任何正確的或是自然的事，都渴望分離，”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1717—1809）在1776年1月這樣寫道，“被殺害的人的鮮血，自然之聲的嗚咽，都在訴說著，是時候分離了。”[25]

如果說在美國民族主義革命史上，美國革命被視為一場分裂危機的話，近期的歷史學家則將之視為一場融合的危機，即認為美國革命是因大西洋兩岸的英國臣民之間的相似性而非差異性引發的。既是因為和法國的戰爭壓力，也是因為溝通的增強促進了彼此的聯系，以及快速發展的跨大西洋經濟，促使北美殖民地人民和英國人民在整個18世紀的進程中，聯系越來越緊密。在“七年戰爭”——英國和法國激烈地爭奪在北美和南亞的帝國統治權——的影響下，英國議會提出了殖民地自己負責其國防開支的主張，同時因為戰爭時期的赤字增加，而出台了一系列增加稅收的措施，從而激發了北美殖民地的強烈反抗。由此引發的爭議導致了帝國的分裂，不僅是在殖民地與宗主國之間，也在殖民地內部參與了反抗鬥爭和那些沒有參與反抗的人之間。參與了反抗鬥爭的人主要來自北美東海岸的13個英國殖民地，而沒有參與反抗的有新斯科舍、魁北克和英屬加勒比等。一個分裂的帝國，就是公民之間的戰爭——內戰——的戰場。[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