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戰爭與和平（第4/10頁）

十五歲的約阿希姆·巴爾特正好奇地獨自在城中漫步。他穿著一件女孩的外衣，趿著一雙木鞋，病態般癡迷地看著火焰噴射器焚燒阿爾特馬克特廣場上堆積如山的屍體。他看見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因為從屍體上偷手鐲、戒指和手表而被抓了起來，然後押到墻邊槍斃了。

年輕的博多·鮑曼正在老城區火車站前面幫忙堆放屍體。屍堆長一百碼，高三碼，寬十碼。數千具屍體被裝上船運往下遊；其余的則被撒上石灰，搬到布魯勒台地，用火焰噴射器焚燒；還有一些被扔進了壕溝裏，或者堆在邊道上，用稻草、沙土或瓦礫蓋住，這樣就不會被幸存者看見了。

車站地區清理完之後，博多和他的小隊被派往大花園，處理那裏的一萬多具屍體。徒手收拾那些屍體，實在是一項惡心的工作。最讓博多厭惡的是烤焦的人肉味，它略帶甜味，與煙霧和腐爛的味道混在一起，令人不禁作嘔。

當天早些時候，漢斯·科勒和他的父親一起回到了德累斯頓。正當他們準備踏上通往老城區的一座橋時，一個人說：“別過去。他們要讓所有人都參加人民沖鋒隊。”

“現在你該往西走了，一直走到美國戰線那裏。”赫爾·科勒對兒子說，“等到一切都結束再回來。”

他們擁抱在了一起，然後，年輕人冒著寒冷的細雨開始西行。他身上沒錢，也沒有吃的。

戈培爾可以利用德累斯頓大屠殺挑起瑞士、瑞典和其他中立國家的義憤之情。但是，這次轟炸代表的不僅是一個宣傳的機會。2月18日，在與部裏的官員們開會時，戈培爾慷慨激昂地宣稱：“既然敵人的飛行員在兩個小時內屠殺了成千上萬的平民，那麽，《日內瓦公約》就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由於這一公約，德國不能因敵人機組成員的“恐怖主義戰術”而對其進行報復。但是，他辯稱，如果公約無效了，他們就可以按“屠殺平民罪(3)”處決全部英美空軍戰俘，從而防止德累斯頓事件的重演。

他的大多數聽眾表示反對，尤其是魯道夫·澤姆勒。他告誡大家要注意“這樣一個行動會使我們承受的巨大風險，以及落入敵手的自己人可能遭到的報復”。戈培爾對他們的警告置若罔聞。他讓自己的新聞官去了解一下，有多少盟國飛行員落在德國的手中，又有多少德國飛行員在盟國的手中。澤姆勒再次表示反對，但是戈培爾的副官在桌子下面踢了他一腳，於是他閉上了嘴。

當晚，戈培爾將這一問題提交元首。元首原則上表示同意，但是決定稍遲再做出最後決定。幸運的是，裏賓特洛甫和其他人勸阻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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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德國人極力爭取的是和平而非復仇。2月18日，四個歐洲國家的報紙上出現了關於談判的報道。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報道純屬虛假消息，而瑞典和瑞士的報道則是近日柏林一次會議的成果。會上，希特勒沉默不語，給黨衛軍將軍沃爾夫和裏賓特洛甫的印象是，他希望他們與西方談和。

黨衛軍和外交部都試圖獨力完成這件事情，這並不算奇怪。還在慕尼黑時，希特勒就挑動他的下屬彼此競爭，以促使他們更加努力。多年來，希姆萊和裏賓特洛甫一直是競爭對手，但他們都同樣有一個生理上的怪癖：只要元首責備一句，他們就要鬧胃病。目前，他們競爭的重點是實現和談。競爭變得非常激烈，以至於兩個部門之間幾乎要開始打仗。

與爭取和平的行動交織在一起的，是兩人為拯救集中營的戰俘而進行的談判。希姆萊之所以特別努力，並不是出於人道主義，而是一種勒索。因為很顯然，幾百萬條生命可以成為和平談判中討價還價的要素。有兩個人鼓勵他去拯救戰俘。一個是他的按摩師菲利克斯·克爾斯滕醫生。克爾斯滕是波羅的海人，於1898年出生在愛沙尼亞。他外貌和善，長著一副肉乎乎的嘴唇，身材矮小肥胖，行動笨拙。雖然沒有醫學學位，但他非常擅長“推拿療法”，因此歐洲有錢有勢的名人都想找他。二戰開始前夕，希姆萊患了嚴重的胃病——很可能因為他自己內心的戰鬥而更為惡化了。於是，克爾斯滕被召來給黨衛軍全國領袖治病。他獲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至於希姆萊完全依賴於他。克爾斯滕早已開始施展他的影響，讓集中營裏的很多戰俘都免於了一死。有一次，希姆萊說：“克爾斯滕每次給我按摩，都會向我討取一條生命。”

另一個人是希姆萊的間諜頭子，黨衛軍少將（相當於美國的準將）瓦爾特·施倫堡。他贊同克爾斯滕所做的一切，並且正在設法說服希姆萊，對政治犯和戰俘表現出人道主義精神，便可以向全世界表明他並非妖魔鬼怪。盡管施倫堡的職位居於帝國中央保安總局局長，希姆萊的副手，黨衛軍將軍恩斯特·卡爾滕布魯納之下，但是他處事靈活，如今可以直接和希姆萊打交道。施倫堡時年三十五歲，是在教會學校受的教育。他身材矮小，相貌英俊，有點過於講究。他早就篤信，希特勒正在將德國帶向徹底的毀滅，因此一直不知疲倦地督促希姆萊去探索謀求和平的每一個可能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