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史例述評（一）（第2/7頁）

這些實例為：1796年的日耳曼境內陸戰；1635—1648年法國及其盟國對抗奧地利與西班牙同盟的陸、海軍混合[5]；1652—1654年英荷海戰[6]。

感謝科貝特所著的《英國在地中海》一書為後兩個實例提供了大量的資料和一些建議；我還要感謝其他作家為此提供了可供參考的資料。科貝特的著作為海軍增添了極有價值的篇章，同時他的著作也為海軍史增加了很多有價值的內容。科貝特在這本著作中，不斷地介紹了致使英國進入地中海的一些事件，說明了英國以地中海為穩固基地成長為地中海強國，進而指出地中海上的英國優勢海軍，有助於英國陸軍在陸地上的發揮，從而影響事件的總進程。

《英國在地中海》涉及時間為1600—1713年。我將會提到發生在這一時期內的眾多事變，大部分內容主要為1630—1660年這三十年間的事變。在這一時段，歐洲的主要局勢為：直至1640年，英國的實力因為國王同議會互相爭鬥而被削弱，已無力顧及國外活動；法國與奧地利持續近一個世紀的鬥爭已經開始，這時的奧地利還統治著日耳曼地區和西班牙。

波旁皇室和奧地利皇室的鬥爭是1618—1648年著名的三十年戰爭中的一部分，戰爭波及俄國以西的整個歐洲大陸。根據其特征，這場戰爭應該屬於宗教性質。然後，究其根源，這場戰爭其實是兩個皇朝之間的政治鬥爭。波旁皇室和奧地利皇室都虔信羅馬舊教，兩個皇室鬥爭緣於奧屬日耳曼依靠日耳曼皇帝（屬奧地利皇室家族）的支持不斷加強日耳曼諸邦的聯合。這種聯合依靠西班牙的金錢和日耳曼強盛的軍事力量以及軍事位置予以維持。16世紀，著名的查理五世也曾一手操縱了這樣的聯合。針對這個情況，阻止這種局勢重演成了法國的國策。阻止奧地利擴張的國策，由法國國王亨利四世制定，而且得到了黎塞留[7]的支持。為此，法國聯合新教國家，如瑞典、荷蘭[8]以及眾多地理屬北歐的獨立的小日耳曼新教諸邦結成同盟。這些國家在歷史上有著特殊的利益關系，它們標志著主宰了一個世紀的宗教聯合向政治聯合轉變。這種轉變是從克倫威爾1650—1658年所從事的外交活動開始的，他所奉行的外交政策，帶有宗教目的色彩，深受宗教影響。

對於依附奧地利的國家，法國居於二者中央位置，國力還比這兩個國家都強。所以，法國將它們隔離使其無法互相增援。這種態勢對於軍事研究人員來說是屢見不鮮的，又是引人注目的。在所有的類似的實例中，永恒不變的是原理，因為其運用環境不同，例證因而呈現出新花樣。這時候的法國所面對的局面，盡管環境有所區別，其原理其實與1796年查理大公面對分列於兩邊的儒爾當和莫羅的那種局面一樣。法國也有相當於多瑙河一樣的天險：熱那亞、米蘭和阿爾卑斯山的瓦爾泰利納隘路等一線。起自西班牙的海上交通線就從屬於這一線：從西班牙一方可通達荷蘭；另一方可直通熱那亞。

甚至不用查看地圖就可以知道，如果西班牙與法國交戰，那麽西班牙的部隊和物資只有通過海路運輸到達奧屬日耳曼。法國國土橫亙於西班牙與奧屬日耳曼之間。法國東部邊境大體以萊茵河為界，東部邊境以外，西班牙在北海控制著荷蘭，在意大利控制著米蘭大公國。法國若想到達米蘭，則必須通過熱那亞，但是熱那亞已經與西班牙結盟。在德國歷史學家蘭克的一本重要著作中，當他談及這些條件時，他寫道：“尼德蘭同西班牙的聯合，南意大利、米蘭、西班牙的聯合，這就是1500—1700年，左右國際政治的因素。”這是身兼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西班牙國王的奧地利查理五世所造成的後果。他繼承了西班牙和意大利，又繼承了尼德蘭和比利時[9]。1630—1650年，荷蘭已經獨立，比利時仍在西班牙的手中。

可見，如果海路通暢，西班牙一面可以憑海路直達荷蘭，一面又可以從海上直達熱那亞，繼而從陸上進發至日耳曼境內的任何據點，實際上西班牙人已經多次到達日耳曼境內。20世紀的我們，在聽到西班牙軍隊在萊茵河中部作戰，而且這些軍隊來自比利時，一定會深感詫異。當時，英國因內亂而陷入癱瘓。在英國內亂最嚴重的時期，查理一世都還在猶豫不決，而他的政策完全有利於西班牙，荷蘭海軍則是遊刃有余地對付著西班牙。它堵住了大西洋和英吉利海峽，使西班牙的軍隊無法進入日耳曼。西班牙海軍也並非荷蘭海軍的對手。1639年，西班牙試圖沿著這條交通線輸送一萬名陸軍部隊，其護航艦隊為了尋求英國庇護，結果遭到荷蘭的攻擊而失敗。

地中海的情況又不一樣。與北海的荷蘭不同，荷蘭在北海有一支可靠的海軍，而法國在地中海就沒有這樣的海軍，於是西班牙就擁有了一條暢達熱那亞的交通線，可以從米蘭和蒂羅爾運送援軍進入日耳曼。這條交通線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可根據戰時的情況不斷調整，一般情況，取道熱那亞、米蘭，經阿爾卑斯山關隘就可進入萊茵河或者是多瑙河流域，萊茵河距離較近，而且更為合適；如果法國在此設防，那麽西班牙人就只能沿較遠的外線向東進入日耳曼核心地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