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殘酷的證言（第2/12頁）

駐阿富汗蘇軍的士氣日益低落。關於出兵阿富汗，蘇聯政府向蘇軍官兵的解釋是：“你們是去保衛阿富汗人民，因為阿富汗人民正在與來自中國、埃及和美國的侵略者進行鬥爭。”或者是：“這就像在帝國主義的侵略下挽救蘇聯的軟肋，我們必須要幫助一個年輕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去建立他們的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可是，等到了阿富汗後他們才發現，除了自己之外，看不到任何“外國侵略者”。蘇軍士兵必須瞄準射擊的只是手持簡陋武器保衛家園的抵抗者，甚至是手無寸鐵的阿富汗平民。嚴酷的現實很快擊碎了他們原本就脆弱的“國際主義”理念，蘇軍士兵們動搖了。

在戰後的采訪中，一名蘇軍士兵承認：“廣泛流行的腐敗以及走私武器裝備以交換毒品和商品都是允許的。搶劫阿富汗居民，殺死非戰鬥人員，懲罰性地進攻村莊以及拷打戰俘都是經常存在的，並且得到軍官的鼓勵。”

另一名士兵回憶說：“我們為我們在阿富汗的殘忍行為感到震驚。我們處決無辜的農民。如果他們殺死或傷害我們一個人，我們就殺死婦女、兒童和老人作為報復。我們殺死一切東西，包括動物。”

駐阿富汗蘇軍士兵都在企盼兩年的義務服役期快些結束，爭取活著回國。但是，即使他們不參加戰鬥，在軍隊裏的處境仍然難以忍受。阿富汗遊擊隊頻繁襲擊蘇軍的運輸線，後勤補給不足令蘇軍的食物匱乏，有時吃不到罐頭，只能靠稀粥度日。在阿富汗遊擊隊對蘇軍攻擊加強的時候，蘇軍士兵更是陷入饑餓，一些士兵甚至去平民區搶劫，或者用武器向阿富汗人換取食物。

駐阿富汗蘇軍的衛生狀況之惡劣是外界所不能想象的。阿富汗到處是無路可通的山區，遍地光禿禿的巖石，冬天溫度降到零下27度，幾個小時內可以有40度的溫差。那裏條件很差，蘇軍士兵們常常無法洗澡，且缺少換洗的衣物。阿富汗的水源含菌量較高，但由於後勤補給的原因，盡管受到了警告，蘇軍士兵仍經常喝未處理過的水，而這些水中含有斑疹、傷寒和阿米巴莉疾等病菌；大批士兵患上傳染性疾病，包括傳染性肝炎、傷寒熱、瘧疾、霍亂、白喉、腦膜炎等。

糟糕的後勤狀況讓戰場上缺乏熱飯、潔凈水、日用藥品和取暖物品，嚴寒條件下蘇軍士兵對疾病的抵抗力極差。在阿富汗境內死亡的蘇軍士兵中，因疾病和自殺而死者占蘇軍死亡總人數的極高比例。據統計，有一些駐阿富汗蘇軍戰鬥部隊幾乎常年被疾病所困擾，因疾病造成的力量削弱一直持續在三分之一以上。

特別要指出的是，蘇聯方面將大批蘇軍傷病員送到東德去醫治，而不是直接送回蘇聯國內。在東德治病期間，蘇軍傷病員要接受嚴格的“思想教育”，因為蘇聯政府怕他們回國後講出阿富汗的真實情況。最打擊士氣的是，為了不引起外界注意，蘇軍竟然停止用軍隊葬禮為死亡士兵下葬。

戈爾巴喬夫上台後對蘇聯國內的持不同政見者漸趨寬容，不同的聲音和事實的真相終於第一次展現在蘇聯國民面前。阿富汗戰場上的情景實在太過恐怖，許多東西是蘇聯國內所無法接受的。阿富汗戰爭結束後，白俄羅斯女作家斯韋特蘭娜·亞歷山德羅夫娜·阿列克謝耶維奇出版了自己的報告文學作品《鋅皮娃娃兵》。她大量收集前駐阿富汗蘇軍官兵及家屬的證詞，將阿富汗戰爭的殘酷與真實暴露在蘇聯人面前。結果許多讀者甚至從感情上都不能容忍她公開的真相。2015年，斯韋特蘭娜榮獲諾貝爾文學獎，《鋅皮娃娃兵》一書再度被世人想起。“鋅皮”指的是蘇軍條令中規定軍人下葬時使用的鋅皮棺材，而這些戰死在阿富汗的蘇軍官兵有很多還只是孩子。

有從阿富汗歸來的蘇軍士兵如此講述：

無論我怎麽聚精會神，我都只能聽見聲音，沒有面孔的聲音。聲音時隱時現，好像我還來得及想道：“我要死了。”這時，我睜開了眼睛……

爆炸後第十六天，在塔什幹，我從昏迷中蘇醒過來。我小聲說話也會震得頭疼，只能小聲，大聲不了。我已經接受過喀布爾軍醫院的治療，在那裏，我被切開了顱骨：腦袋像是一鍋粥，被清除了碎骨渣。我的左手被螺釘接起來，但沒有骨節。第一種感覺是惋惜，惋惜一切都不可挽回了，看不見朋友了，最難過的是我再也上不了單杠了。

我在幾家軍醫院裏躺到差十五天就滿兩年，進行了十八次手術，有四次是全身麻醉。講習班的大學生們根據我的狀況寫過我有什麽，沒有什麽。我自己不能刮臉，同學們替我刮。第一次刮臉時，他們把一瓶香水都灑在了我身上，可我還在喊：“再來一瓶！”我聞不到香味，聞不到。他們從床頭櫃裏取出了所有東西：香腸、黃瓜、蜂蜜、糖果，都沒有味兒！看東西有顏色，吃起來有味道，可就是聞不到。我幾乎發了瘋！春天來了，滿樹鮮花，這些我都看見了，可是聞不到香味。我的頭裏被取出了1.5毫升的腦漿，顯然把某種與氣味有關的中樞給剔除了。五年過去了，我到現在仍然聞不到花香、煙味、女人香水的味道。如果香水氣味又沖又濃，把香水瓶塞在鼻子底下，我是能夠聞出味來的，顯然腦髓中剩余的部分承擔了喪失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