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反其道而行之（第2/13頁）

所有作戰計劃、書面指令都有一個固定的存放地點，那就是方面軍司令員和集團軍司令員的個人保密櫃。

蘇軍的保密工作不能說不細致不嚴苛，然而百密終有一疏，最後還是發生了一件非常嚴重的事件。

就在臨開戰前幾天，蘇軍總參謀部作戰部部長什捷緬科收到了從《紅星報》編輯部轉來的一封信。這封信是按通常的渠道送到報社的，信很薄，從外表看與幾百封其他讀者來信也沒有什麽不同，但是拆開之後，信的頭幾行字就讓什捷緬科吃驚不小。

信是一位名叫彼得羅夫的老記者寫來的。他在信的開頭寫道：“非常情況促使我這個老頭子給你們寫這封信。7月末，在有二十多名與軍隊無關的人員在場的一個公共場所，一位軍銜為中校的紅軍軍官十分賣勁地炫耀自己，同時還泄露了軍隊和國家的秘密！”

讓人感到格外震驚的是，軍官所泄露的正是遠東戰役的最高機密——“據他說，目前似乎正在加緊準備對日作戰，並往遠東派去了以華西列夫斯基元帥為首的一群總參謀部的軍官……”

彼得羅夫耳聞目睹了這一切。作為一個蘇聯公民，其警惕性和責任感顯然都非常強，他不僅給《紅星報》寫了人民來信，還在信中要求對泄密者給予必要的懲戒：“要讓他懂得，對我們普通人來說，我們國家的利益要比這個年輕人的個人幸福寶貴得多。”

此時正值蘇軍準備對日作戰的最後時刻，作戰計劃、作戰時間已經完全確定，所以什捷緬科比寫信的老記者更清楚，如果這份情報被日方所掌握，給蘇軍造成的損失將有多大。

什捷緬科立即組織展開調查。信中所說的饒舌鬼很快就找到了，原來他是被選派到遠東總司令部的一名工作人員。調查過程中同時查明，此人還在那個公共場所喋喋不休地大聲講了不少其他機密，比如他的直屬首長的情況，以及蘇軍最高統帥部在準備對日作戰方面采取的一些措施。

什捷緬科後來回憶，還覺得自己猶如經歷了一場噩夢，因為他不知道所有這些機密是否已經傳出去或到了日軍諜報人員手裏。

再進行調查，很幸運，除了當時的二十多個聽眾和老記者彼得羅夫外，饒舌鬼的話尚未能夠傳播到更大範圍裏去。

這樣一個不守軍隊紀律、泄露最高機密的軍官，別說無法再在遠東蘇軍總司令部內找到容身之地，就算在軍隊的其他司令部或部門工作也不可能了。什捷緬科將他清除出了軍隊。

由於這件事牽涉到遠東總司令部乃至華西列夫斯基，又尚未發現對蘇軍造成不利後果，所以總參謀部沒有就此事向斯大林單獨匯報。

開戰的時刻日益迫近。據蘇軍偵察部門得到的情報，關東軍的兵力數量還在繼續增長，但沒有任何其他異常的情況發生。什捷緬科松了口氣，他確信關東軍仍然被蒙在鼓裏，行動的主動權始終被蘇軍牢牢地掌握在手中。

空襲

1945年8月9日零點稍過，關東軍總司令部就接到了駐牡丹江第一方面軍的電話報告，電話中說：“牡丹江市遭到敵人空襲。”

半個小時後，關東軍總司令部所在地長春的上空也出現了蘇軍轟炸機。

即便到這個時候，關東軍仍未接到大本營的相關通告。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在宣戰後，雖然口頭上同意日本大使館可向東京報信，但實際上日本國內並沒有能夠從大使館得到任何消息。有證據表明，是蘇聯政府無限期扣留了大使館所發出的電報。

關東軍在遭到空襲時，總司令官山田乙三正在大連出差，不在長春。為了做重新部署的準備，日軍主力已撤離邊境地區，駐紮在邊境的軍事力量只有先前的五分之一至六分之一，很多用來防禦的炮兵部隊也已經被調走。從這些事實可以看出，對蘇軍發動的這場名為“八月風暴”的攻勢，關東軍缺乏必要的準備。

關東軍副參謀長松村知勝戰後供述：“蘇聯在8月8日這天宣戰（按莫斯科時間），對關東軍指揮部來說是異常突然的。”同樣感到“異常突然”的還有大本營，當他們通過專用軍事電話得知這一消息時，頓時驚恐萬狀，狼狽不堪。

戰前，遠東地區分散的航空兵部隊都被統一起來，組成了航空集團軍。遠東紅軍一共建立了三個航空集團軍，當天首批執行轟炸任務的是第九航空集團軍所屬的第十九轟炸軍團。他們一共出動七十六架伊爾-4轟炸機，對長春等地的軍事目標進行了攻擊。

如果僅從作戰所依賴的天氣條件上來說，8月份確實糟糕。月初以來，本來天氣一直晴朗，但到8日晚，天卻突然變了，東北地區電閃雷鳴，暴雨傾盆。盡管如此，空軍總司令諾維科夫元帥仍然下令第九、第十二航空集團軍和太平洋艦隊的航空兵部隊繼續執行突擊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