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富陽姑娘（第5/6頁）

父親說，只要重新檢查，確定他女兒有那個問題，什麽時候出結果，什麽時候他就扛起女兒走人，不會在這裏多說一句話，多呆一分鐘，多提半個要求。

母親說，她女兒用性命來換這個要求，我們要不答應，她只有死在這裏。

哥哥說，如果這樣，他就扛著兩具屍體上北京去，找毛主席去！

父親又說，如果這樣，他也要死在這裏，因為背著黑窩活的活還不如不活。

哥哥又說，如果這樣，他就扛著三具屍體上北京去……

話說到這份上，勸說什麽都沒用了。我很生氣，也很悲哀。我覺得女兒當兵不成，又死了，對他們來說已是雙倍的不幸，我從內心裏同情他們，希望能幫他們減輕一點痛苦。我甚至已經暗自決定，要給他們雙倍的喪事費，並親自參加葬禮，盡可能地讓周邊鄰居不要歧視他們。但是，他們似乎更想用另一種方式來挽回尊嚴，你想阻止都阻止不了。沒辦法，我跟部長商量，決定答應他們要求，並決定“速戰速決”，上午即與縣醫院聯系，中午剛過，這邊便派出車輛去接人。人是兩位婦科醫生，一老一壯。兩位在活動室裏呆了不足五分鐘，出來交給我們一頁簽過名的鑒定：死者的處女膜完好無損。

像戰場上遭遇了伏擊！

我馬上到郵局，掛長話，給部隊作匯報。電話是打給我的直接領導參謀長的，參謀長問清情況，訓我說，醫生是他們人武部喊來的，我們怎麽能信呢？一句話點醒了我。是啊，在這件事上我是不能完全相信人武部的，因為這中間有個責任認定的利害關系，照現在“完好無損”的話說，他們就沒責任了，否則責任全在他們頭上。參謀長要求我明天去杭州，請省軍區協助派出軍醫來重新檢查。掛電話前，他又改變主意，說聯系軍醫的事由他來負責，我只要在原地等著即可。

第二天上午，省軍區派出的軍醫如期地來，也是兩位，也是專職的婦科醫生。她們像昨天兩位一樣肅穆地走進活動室，又像昨天一樣很快地出來，給出了幾乎和昨天連措辭都差不多的報告：處女膜完好！

遠方的參謀長聞訊，立刻出發，第二天上午便出現在我面前。參謀長還帶來我們自己的軍醫，就是曾經診斷死者“有問題”的那位軍醫：一個人高馬大的膠東人。她是軍區某部長的夫人，為人有點傲慢，但這次見面，我明顯覺得她臉上有種誠惶誠恐的神色。而等她從活動室出來時，這種惶恐的神色完全變成了驚恐。事實上，她在裏面的時間還沒有一分鐘就出來了，我們以為她是忘記拿什麽器具了，出來後還會再進去的，結果她緊急地把參謀長和我拉進另一只辦公室裏，驚惶失措地說，錯了！我們問什麽錯了，她說人錯了。

原來，她才掀開床單，只是看了一眼外部，就覺得不對頭。她說，人的每個手指頭都是不一樣的，那地方也是各人有別的，她看死者那地方的感覺和她記憶中的那個人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警覺地去看死者的臉，一看傻掉了，明顯不是同一人。她說，雖然那天檢查的人很多（22人），但查出問題的只有1人（幾年來都只有1人），所以她不會不認識的，就是死了照樣認識。當然，這是可以理解的，她連那人下面的樣子都記住了，更不要說長相。那麽怎麽會出現這種情況？軍醫認為是對方把人換掉了，目的是想敲詐我們。這我可以肯定是不可能的，雖然死者和生前判若兩人，但系同一人的證據還是昭然若揭，比如她耳朵上的小耳朵，脖脛上的大紅痣，入伍後才剪的齊耳短發，等等。再說，誰願意以死來冒沖一個人？我斷定錯誤肯定出在我們這邊，是我們把人弄錯了，張冠李戴了。

其實，聽軍醫一說當時體檢情況，我們就明白問題出在哪裏。軍醫說，因為這種體檢有問題的人極少，她個人在幾年中也僅發現“她”一人，所以體檢時她（包括別人）總是圖省事，先把各人的表收了，放在一邊，然後喊人進來。所謂喊也不是指名道的喊，只是吩咐護士安排人依次一個個進來，她依次一個個檢查，只要沒問題，她連話都懶得說，屁股一拍等於喊走人了。這邊出去一個，外邊進來一個，就這樣“流水作業”。如果大家都沒問題，事情就很簡單，她出來只要將所有表都蓋個“正常”的章，簽上名就完事。如果其間遇到有問題的人，比如那天她檢查到“她”時，發現有問題，她才作“個別對待”，認真地問了一些該問的，姓名，年齡，有無性史等。軍醫說，當時“她”對她問的都一一作了答，包括“連男朋友都沒談過”，這都是“她”的原話。有了“她”名字，就不會搞混淆。等檢查完所有人後，她出去單獨把“她”的表找出來，親自寫上意見，是這樣寫的：據本人說，她連男朋友都沒談過，但檢查發現其處女膜已沒有，屬極不正常的情況，建議組織上慎重對待。至於其余人的表，軍醫說，都是護士先蓋上“正常”的章，她只是簽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