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戰後生涯（第4/8頁）

斯金尼·西斯克在擺脫有關戰爭的記憶之前也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時光。1991年7月，他在給溫特斯的信中寫道：“我的戰後生活就是拼命喝酒以擺脫那些記憶：我曾在荷蘭攔截一卡車德國人，我曾追進阿爾卑斯山巴伐利亞段殺死那個死硬的納粹分子。老莫·阿利斷言說我幹過的這些事總有一天會讓我睡不著覺的，事實確實如此。戰爭結束後，以前的事總是浮現在我眼前，我只好開始喝酒了。哈！哈！

“後來有一天，我妹妹4歲的女兒來到我的臥室（家裏的其他人都無法忍受我這個要麽呼呼大睡要麽爛醉如泥的人），她告訴我，耶穌愛我，她也愛我，如果我懺悔的話，上帝會寬恕我總是想把那些人再殺一次的念頭。

“這小女孩的話對我起了作用。我把她抱出房間，讓她去找她媽媽。然後我就在我母親的那張舊羽毛褥墊床上開始懺悔，上帝寬恕了我參加了戰爭和那些年我曾做過的其他所有壞事。1949年下半年，我被委任為牧師，請相信我，迪克，從那以後我只責罵過一個人——而且是那人自己叫我幹的。我現在有4個孩子，9個孫子和2個重孫。

“這真是主的旨意，我希望能在下次聚會中見到你們大家。如若不然，我將會與你在最後一跳中會面。我知道你是絕不會在艙門口腿軟的。”

E連對國防事業的貢獻並沒有隨著它的解散而結束。若幹弟兄留在了陸軍。原先連裏的軍官馬西森中尉曾經以很快的速度被提升到團裏任職，後來成為中將並擔任101師的師長。鮑勃·布魯爾當了上校，大部分時間都在遠東為中央情報局工作。埃德·沙姆斯在預備役部隊裏任上校。

克拉倫斯·萊爾留在了傘兵部隊裏發展。他在朝鮮戰場上參加了2次空降，1954年被派到法國第29傘兵團擔任顧問。第29團駐守在越南奠邊府。萊爾是在駐軍投降的前兩星期離開奠邊府的。他是少數幾個完成4次戰鬥空降任務的人，當然他也是惟一一個參加過突出部戰役和奠邊府戰役兩次軍事行動的人。

羅伯特·伯爾·史密斯也留在了傘兵部隊。在傘兵部隊裏，他得到了正式任命，最終成了一名中校。他在舊金山指揮特種部隊一支後備隊。1979年12月，他寫信給溫特斯說：“最後，我在後備隊的任職讓我走上了在政府機構工作的新的職業生涯，隨之而來的是8年在老撾作為一支大型非正規軍的平民顧問的生活。1974年我還經常跳傘，後來我對跳傘的興趣消失了，我又轉而開始玩滑翔機，從那以後，這就成了我釋放激情的一種方式……目前，我被委任為三角洲部隊司令官的特別助理，這是一支在布拉格堡的反恐部隊。我專門負責（一定會令你吃驚！）：空降行動，輕武器和小分隊行動。

“我的辦公室在巴克那爾街，只要穿過當年我們準備出發去英國的那條街就到了。那些老房子仍和你最後一次看到時一樣，而且仍在正常使用著……

“迪克，告訴你一些‘現代軍隊’裏發生的有趣的事，我現在任職的部隊是被譽為美國陸軍中最好的部隊——三角洲部隊，我相信它的確是最好的。然而，如果從戰友的角度看的話，無論何時，我都會選擇戰爭年代咱們的E連！那3年我們所擁有的某些東西是無可比擬的。”

1980年，原本他要被派去伊朗執行解救人質任務，但當中央情報局得知這一計劃後，阻止他去執行該任務，原因是他了解太多的機密。“所以，我失掉了我這一生中最後一次的冒險機會，這肯定是最後一次了，”他在給溫特斯的信中這樣寫道，“在大約兩年的每一天裏，我都和三角洲部隊一起生活、工作和訓練；迪克，老實說，我討厭被甩在後面。”

這使史密斯的話題轉到了領導問題。他在信中這樣評價溫特斯：“你享有（有的人會說你贏得了）120名戰士的一致尊敬和欽佩，尤其是那些平民戰士，他們甚至可以跟著你去死。我幾乎是一成年就當了兵，在這段時間裏，我遇到的優秀戰士只有幾個，而且只有一半或不到一半是我在二戰期間認識的，但是E連中卻有兩個——你和比爾·瓜奈若。我們其余這些人還過得去……大體上還算好士兵，少數幾個比一般人要強一些，但是，‘重壓之下出好漢’，這一點，我和大多數弟兄都一樣清楚，而且比有些人清楚得多。可你是真正的好漢。”

1980年，在一次懸掛式滑翔機試飛過程中，史密斯摔了下來，受了重傷。在對他實施肺部手術的時候，醫生發現他患了癌症。1944年6月6日曾把史密斯從洪水區中拉出來的裏德去醫院看望了他。他們在一起玩了一種有關名字的遊戲——一個人報出一個托科阿時的老兵的名字，另一個人用幾句簡短的語言對這個弟兄進行描述。不久，史密斯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