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戰後生涯（第3/8頁）

“麋鹿”弗雷德·海利格在荷蘭被自己兄弟誤傷了兩次，被用飛機送進了格拉斯哥的一家醫院，然後又乘伊麗莎白女王號去了紐約。在後來的兩年半時間裏他又轉過三次院，還接受了皮膚和神經的移植，於1947年2月退伍。利用美國軍人人權法案規定的津貼，他進了馬薩諸塞大學，1950年畢業並取得了園藝裝飾學的學位。在以後的40年裏，他為各種景觀公司工作，並為高爾夫球場當顧問和供應商。他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依然保留著用帶倒鏃的箭打獵以及觀鳥和野營的愛好。

利奧·博伊爾中士在比利時、英格蘭和美國的醫院裏住了共9個月後於1945年6月22日退役，他被定為30％殘疾。他找到了一份鐵路司閘員的工作，但他的腿承受不起肌肉的過度勞累。後來他又在郵局工作，分揀信件，但他的腿又一次無法支撐下去。“那時，我十分難過和困惑，便去退伍軍人管理局的醫院檢查。幾天後，一個由三名內科醫生組成的小組宣布我的殘疾程度為50％，然後就讓我出院了，對我將來的前途也沒有給予任何指點。”

博伊爾用美國軍人人權法案規定的津貼上了俄勒岡大學，他主修政治學並以優異成績獲得了碩士學位。他加入了中學教師的行列，最後致力於殘疾人教育。“這是一個擁有特殊回報的職業。殘疾人與老師之間總有一種溫暖和友好的感覺。”1979年退休時，他因為從事殘疾人士教育的領導和研究工作成績突出而被授予了職業教育方面的榮譽。

連裏的另兩個成員——最後一任軍士長和第一任連長也是這場戰爭的受害者。

弗洛伊德·塔爾伯特中士身上也有傷和傷疤，這倒沒對他造成什麽大影響，但有關戰爭的記憶卻打倒了他。他成了一個四處流浪的酗酒者。為了謀生，他幹過許多職業：在加利福尼亞北部當過漁夫、獵人，做過向導，有時還用捕獸機捕獸。他還曾犯過幾次心臟病。

塔爾伯特是E連為數不多的與大家失去聯絡的人之一。1980年，戈登爭取到所在州的國會議員和喬治·魯茲的兒子史蒂夫的幫助去尋找塔爾伯特。邁克·蘭尼中士也加入了搜尋工作。最終，他們在加利福尼亞的雷丁找到了他，並勸他參加1981年在聖叠哥舉辦的連隊戰友聚會。

蘭尼把塔爾伯特的地址通知了大家。溫特斯和其他一些弟兄們給他寫了信。塔爾伯特給溫特斯回了信，在這封手寫的3頁長的信中，塔爾伯特追憶了他們過往的經歷。“你還記得那次你帶領我們進入卡朗唐的時候嗎？看著你在路中央還想繼續走的樣子實在讓人受不了！……你還記得我們在荷蘭準備後撤的情景嗎？皮科克中尉把他的卡賓槍扔在了路上。他不走了。上帝可以作證，當時我叫他把槍撿起來，我告訴他要是他不走的話我就斃了他，他最終還是照我說的做了。我喜歡他這個人，他是一個真誠的、照章辦事的軍官，但他不是個戰士。在他叫我管理兄弟們的那段時間裏，我倆相處得還挺不錯。

“迪克，類似這樣的事說也說不完。我還從沒同任何別人說過這些。我們的共同經歷對我來說幾乎是神聖的。”他在信末的署名是，“永遠忠誠於你的戰士。”

塔爾伯特還在信中附了一張近照。照片上的他看起來像一個山裏人。溫特斯在回信中，告訴他如果他想來聖叠哥就把胡子刮了，頭發理了。他照做了，但他仍穿著一身破舊的打獵裝出現在大家面前。聚會的第一天早上，戈登和唐·穆尼還帶他到一個商店裏買了新衣服。這一年還沒過完，他就去世了。

戈登為他寫了墓志銘。“幾乎E連的所有弟兄都受過不同程度的傷。我們中的一些人瘸了，一些人的視力或聽力受到了損害，但我們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改變自己的生活來適應自己的身體狀況。塔爾伯特卻每天都在與他心中的惡魔作戰。他為自己的祖國付出了寶貴的代價，除了放棄生命，他已經不能付出得再多了。”

迪克·溫特斯給塔爾伯特最終的贊譽是：“如果只準我選擇一個弟兄來和我一起執行戰鬥任務，我會選擇塔爾伯特。”

赫伯特·索貝爾上尉肉體上沒有受什麽傷，但精神上的創傷卻很深。他也從大家的視線中消失了。他結了婚，有兩個兒子，後來又離了婚，兒子們跟了母親。他在芝加哥為一家電公司當會計。60年代初的一天，克拉倫斯·赫斯特少校到芝加哥出差。他請索貝爾吃了頓午餐。他發現索貝爾對E連和自己的生活都頗有抱怨。20年後，瓜奈若曾努力找過索貝爾，最後找到了索貝爾的姐姐，他的姐姐告訴瓜奈若，索貝爾的精神狀態很差，他把怒氣發泄到E連的弟兄們身上。但不管怎樣，瓜奈若還是替索貝爾付了101師戰友會的會費，希望索貝爾能參加這個組織的聚會，但他始終沒有出現。不久以後，索貝爾上尉企圖自殺，但他笨手笨腳地沒有成功。最終他死於1988年9月。他的葬禮十分淒涼，前妻和兒子都沒有來，也沒有一個E連的弟兄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