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戰後生涯（第2/8頁）

他開始從事一種高風險的生意：買賣石油租約，投資期貨交易。他成功了。如今，戈登一家在拉斐特有一所住宅，在帕斯克裏斯琴、密西西比、新奧爾良和阿卡普爾科都有公寓。他身上的疼痛仍舊沒能消除，走起路來有些困難，但戈登夫婦卻大享了好兒孫的福氣，他們夫婦依然相愛，他們喜歡拿自己開玩笑，過著幸福的生活。

“在陸軍裏的那幾年對你來說有什麽意義？”在3天的采訪結束後，我問他。

“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3年，”戈登回答，“這3年對我產生的影響是驚人的。那時候的戰友情誼是我所擁有的最有意義的東西。我活下來了，這真是太幸運了，更幸運的是我曾與這群傑出的兄弟共同戰鬥。”

1991年12月，戈登在格爾夫波特的《太陽先驅報》上看到了一篇報道，說的是荷蘭艾恩德霍芬的簡·瑞特塞瑪市長拒絕與諾曼·施瓦考將軍會面，因為這個美軍指揮官在海灣戰爭中“雙手沾滿了鮮血”。瑞特塞瑪評論施瓦考時說，“是他策劃了盡可能多地殺人的辦法。”

戈登給瑞特塞瑪市長寫了一封信，信上說：“1944年9月17日，我參加了解放你國的最大一次空降行動。作為506傘降步兵團E連的一員，我在一個名叫索恩的小鎮附近著陸。第二天我們開始向南行進，解放了艾恩德霍芬。在執行任務期間，我們遭受了傷亡。戰爭中是不可能不流血的。我們在各種各樣的防禦工事裏呆了兩個多月。我們像動物那樣住在戰壕裏，谷倉裏，什麽苦都吃過。天氣又冷又濕。盡管有這麽多不利條件，我們仍然頑強地堅守著歷盡艱辛才拿下來的陣地。

“當鮮血從侵占你們城市的德國人身上流出時，荷蘭的平民們並不像你這樣反感流血。我們遺忘得太快了。歷史已經不止一次地證明，如果你們的德國鄰居周末感到沉悶或他們的高爾夫球場有點擁擠的話，荷蘭就有被再次侵占的可能。

“請別讓你們的國土再被列支敦士登或梵蒂岡吞噬了。我不想再回去了。現在，你們還是好自為之吧。”

喬·托伊中士描述了他的戰後經歷：“我在巴斯托涅中彈後（因為這次負傷我得到了第4枚紫心獎章）經歷了一系列的手術。一個主要的手術就是右腿膝蓋以上的截肢。在這之後，我又做了兩次手術，都是為了去除我上部胸腔中的榴霰彈片。為了取出彈片，手術從我的後背做進去的。

“我是1945年12月15日結的婚，那時我仍在大西洋城的醫院裏。1946年2月8日，我從陸軍退役。”

醫院為他開具了80％殘疾的退伍證明。戰前他在一家鑄造廠當鑄工，但現在，帶著一條木頭假腿的他已經無法勝任原來的工作。他在位於賓夕法尼亞的雷丁的一家紡織廠找到了工作，後來又在伯利恒鋼鐵廠做了20年磨工。

他有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我常帶男孩子們去打獵，釣魚，但我從不拿槍——我總是擔心摔倒。你知道，如果有什麽東西絆住了這條假腿，我就完了，但我會帶他們去打鹿和釣魚。每年我都和他們到加拿大野營。”

從1946年起，他的假腿有了很大的改進。托伊覺得退伍軍人管理局醫院的醫生對他很好，始終為他使用了最先進的設備。但他確實也有點兒不滿，他想要兩條腿，一條在假腿的聯結處能夠稍長一點兒。但醫生卻說一條已經足夠了，“我的體重不能有任何變化，否則這該死的玩意兒就不合適了。”

比爾·瓜奈若中士也是在巴斯托涅失去一條腿的，它從膝蓋以上被鋸掉了。1945年夏天退伍後，他同樣被定為80％殘疾。他結了婚，生了一個孩子，做過印刷工、銷售員、退伍軍人管理局職員和木匠，所有這些事都是帶著一條假腿做的。他的履歷中有一些混亂不清的地方，這使他經濟上受到了損失，為此，他多次到退伍軍人管理局去說理。1967年，他最終以全殘的證明書得以退休。在後來的24年裏，他扔掉了假腿，依靠T形拐杖移動。他能移動得很快，比大多數雙腿健全的年輕人走得還要快。他和他的妻子弗蘭住在費城南部，他也正是在那兒長大的。他們生育了5個孩子，長子在越南當空降兵。瓜奈若非常積極地參與101師戰友會的活動，而且在召集E連弟兄聚會方面很積極。

“查克”·格蘭特中士戰後被一個喝醉的美國兵射中了頭部，後來被一位德國醫生救活了。他慢慢地有了一些恢復，但言談方面仍有困難，左胳膊也部分癱瘓了。在獲得醫院開具的全殘退伍證明書後，他定居於舊金山，在那兒經營一家小型雪茄店。在後來的歲月裏，他經常出席E連的聚會，在101師戰友會中表現得也很積極。邁克·蘭尼提名他擔任101師戰友會506團的代表，他當選後頗感自豪地為大家服務。他於1984年去世。